解读我国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宪法保障


宋小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26）

　　内容摘要：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是现代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一种行为自由与精神自由，它所体现和满足的人类需要，蕴涵了基本人权和多种宪法权利的基本诉求。对于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国家做为责任主体既应有所不为，也要有所作为，尤其应在促进大众传播的普遍服务，满足公民对大众传播资源的基本需求方面提供支持与保障。从这一角度重新解读我国宪法第22条的有关内容，就应该注意其中所蕴含的保障公民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积极态度和立法取向。
　　关键词：公民 大众传播 宪法 保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有的公民、组织和机构，尤其是各级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维护宪法的尊严，支持宪法的实施。
我国宪法第37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里提到的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社会生活和享受其他合法权益的基础，自然也是个人接近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视听阅读，本身也是现代社会成员人身自我支配的一种特定状态和重要形式，是人们在自由时间中普遍选择的一种行为自由与精神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应以任何形式对公民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人身自由予以非法的剥夺或限制。
　　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履行法定的职业义务(1)，或因违法而被限制人身自由(2)，法律才允许对公民利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行为（人身自由）施加某些强制性的限制。
　　但即便是对狱中服刑的罪犯，也只能依法限制，而不是完全剥夺和取消其接触、使用大众传播的机会。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先后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囚犯权利问题的国际协议或公约规定，囚犯人权的内容之一，就是“同外界接触权”，即不应将囚犯完全隔离于外部世界，而应注意培养罪犯适应社会的能力，以便今后能够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囚犯应获准在必要监视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同时，还应允许囚犯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以使他们能够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获得健康的文化娱乐。比如，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人权约法《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9条明确规定：
　　囚犯应该以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听演讲或以管理单位核准或控制的类似方法，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3)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上述囚犯权利原则，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亦有所体现。我国发表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
　　中国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可以看电视，听广播，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其发表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第2部分“依法保障罪犯的权利”和第3部分“对罪犯的感化”也介绍说：
　　罪犯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听广播、看电视，了解国内外大事，与外部对社会保持一定联系。
　　监狱、劳改场所均设有图书室、阅览室，备有政治、文化、文学、科技等书籍和各类报刊，供罪犯阅读，同时允许罪犯自费订阅报纸、杂志。
这种针对服刑人视听阅读自由的关照与保留，体现了我国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人道主义原则。同时也说明，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接近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实在是一般社会成员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4)
　　当然，对大众传播资源的享有和使用，其价值，绝不仅仅体现为一种行为与人身的自由。事实上，它所体现和满足的人类需要，蕴涵了基本人权和多种宪法权利的利益诉求。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第41条有关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第46条第1款有关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和第2款国家培养青少年和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规定，第47条有关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由的规定等等，所有这些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行使，都与公民能够利用的大众传播资源和实际享有的媒介消费权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认识到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信息交流对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的特别重要性，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其第19条中申明：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966年经联合国大会决议产生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5)又对上述自由权利的内涵及其法律保护的范围作出了更明确的宣示。该公约第19条规定：
　　1．人人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
　　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当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3．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必须，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并且为下列所需：
　　(1)尊重他人的权利或者是名誉；
　　(2)保障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秩序，或者是公共健康或道德。(6)
　　不难理解，随着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发展，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兑现《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的上述自由，就越来越需要对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自由和权利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人们寻求、接受、传递信息和思想，共享社会文化资源的重要渠道和普遍需要。(7)同时也是公众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世23年之后，联合国大会在其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中，不仅再次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8)而且另设专条强调了国家作为责任主体,应更加积极地促进大众媒体充分满足儿童的交流需求。该公约第17条规定：
　　缔约国确认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并应确保儿童能够从多种的国家和国际来源获得信息和资料，尤其是旨在促进其社会、精神和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的信息和资料。为此目的，缔约国应：
　　（ａ）鼓励大众传播媒介本着第二十九条的精神散播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益于儿童的信息和资料；
　　（ｂ）鼓励在编制、交流和散播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国际来源的这类信息和资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ｃ）鼓励儿童读物的著作和普及；
　　（ｄ）鼓励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注意属于少数群体或土著居民的儿童在语言方面的需要；
　　（ｅ）鼓励根据第十三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制定适当的准则，保护儿童不受可能损害其福祉的信息和资料之害。(9)
　　《儿童权利公约》的上述规定，一方面昭示了良好的大众传播环境对儿童健康成长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它对所有成年人的“社会、精神、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也勿庸置疑地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认识，已随着社会传播的物质条件和交流理念的变化有所进化和拓展。
　　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权利，是一种“不受……干涉”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国家和其他义务人抑制自己的作为，避免采取可能侵扰它们的行动而妨碍其享有和行使。
　　《儿童权利公约》则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主动作为的义务和责任，要求国家积极动用其资源，为儿童能够切实享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创造有利的大众传播环境和条件。
这一变化说明，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交流和表达需要的满足，仅凭享有防御性的消极自由，还是不够的。任何一个自由的交流者和表达者，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沟通能力和社会条件，他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就可能是一种权能意义上的享有而难以被充分地行使，这种有权享有，无力享用的自由，仍然是一种自由中的不自由。
因此，如果以更真诚、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则国家做为责任主体既应有所不为，也要有所作为，尤其要在促进大众传播的普遍服务，满足公民对大众传播资源的基本需求方面有所作为。
　　从这一角度解读我国宪法第22条的有关内容，就应该注意其中所蕴含的保障公民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积极态度和立法取向。
　　宪法第22条第1款规定：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该条款中提到的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都属于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和传播服务的大众传播事业。
　　该宪法条文的内容，是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新增加的。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在其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对此有以下的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工作中几个有关政策性问题的通知

1982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
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释放和安置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的方案》（中发〔1982〕8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的决定》中，提出了一些有关政策性的问题，经研究，现通知如下，请结合实际情况执行。
一、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界限
（一）关于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时限
应当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的决定》的时间为准。凡1982年3月8日在押的和仍在劳改、劳教单位就业的，因历史罪或主要因历史罪判刑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都属于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范围；凡3月8日以前释放回家和已离开劳改、劳教单位就业场所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都不属这个范围。
（二）关于“历史罪”的认定
历史罪，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所犯的罪行。在建国以后解放的某些地区，是指当地解放以前所犯的罪行。
（三）关于“主要因历史罪”的划分
“主要因历史罪”，包括三种情况：（1）现行罪轻微的；（2）虽有应当判处轻刑的现行罪，但主要由于历史罪行和历史身份而从重处罚的；（3）对主要是历史罪或主要是现行罪难以区分的，可本着从宽的精神，按“主要因历史罪”认定。
二、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范围
（一）凡因历史罪或主要因历史罪判刑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不论其职务高低，均属于这次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范围。
（二）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应当包括国民党的警察、宪兵、杂牌军、还乡团、自卫队、三青团、特务外围组织以及一些带有地方色彩的“建军”、“同志会”、“闾长”等人员。
（三）凡因历史罪或主要因历史罪判刑，目前正在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应由原关押单位负责办理宽大释放的法律手续和有关事项。对跨省（市、自治区）的保外就医、监外执行人员，档案材料已转递的，由现在所在的省、市、自治区劳改机关办理；档案材料未转递的，由原关押单位办理。双方应加强联系，避免遗漏。
（四）原来因历史罪或主要因历史罪收容劳教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现仍在劳改、劳教场所就业的，也属于转业安置范围。
（五）对1975年遗漏的因历史罪或主要因历史罪判刑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在押的，应予以宽大释放；留场就业的，应予以转业安置。
（六）对多次判刑的人员，以最后一次判刑为准。最后一次是因历史罪判刑的，按历史罪处理；是现行罪的，按现行罪处理。
因历史罪判刑，在劳改期间又犯罪被加处刑罚的，除罪行严重者外，可按“主要因历史罪”处理。
（七）对符合宽大处理条件、近3年内逃跑的犯人和久假不归的留场就业人员，凡1982年内回来要求宽大释放或转业安置的，只要他们在外期间没有重新犯罪，可以发给《宽大释放裁定书》、《释放证明书》，或《转业安置证明书》，但不发给零用钱、被服和安家、生活补助费。
三、审批手续
（一）对宽大释放人员，由监狱、劳改队整理单行材料或审批表，报请省、市、自治区的宽大释放工作领导机构审批；区域较大或交通不便的地区可委托地区（自治州）一级的相应机构审批。然后，送当地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并发给《宽大释放裁定书》。
（二）对转业安置人员，由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审批。也可委托地区（市、州）公安处、局审批。
（三）《宽大释放裁定书》按最高人民法院〔1982〕法刑字第1号通知办理。《释放证明书》按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1982年3月11日的电传通知办理。《转业证明书》可参照1975年的格式，由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制定。
（四）凡回家安置的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人员，原所在单位应当将他们的单行材料或审批表，抄送一份给接收地区的公安机关或有关单位。
四、其他
（一）对因历史罪或主要因历史罪判刑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已经假释，考验期未满的，由当地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减免假释考验期，并给予政治权利。
（二）对现仍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的转业安置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摘帽手续。
（三）对转业安置人员中，尚在执行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的，应由所在的劳改单位提请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恢复政治权利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