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对“三农”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也在逐年增加，小麦补贴从2004年每亩13元增加到到2012年每亩100元，然而，在农民逐年受益的同时，涉农补贴也成了一些村干部骗取公款的“便车”，个别村干部的“唐僧肉”，有机会就自己“捞一把”，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村干部虚报冒领涉农补贴的行为，存在由“个别”向“普遍”发展的现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案发特点
(一) 涉案人员多为村干部。以小麦补贴政策为例，政策规定，各村的小麦补贴亩数由村民小组、村、镇、县四级由下而上汇总上报，分级汇总、分段负责，这一上报体制决定了村民是小麦补贴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村干部、乡镇包村干部、管区书记成为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和贯彻落实者，也成为违纪违法的高发群体。首先是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会计等人相互串通，利用上报、审核把关的第一道“闸门”共同作案；二是个别乡镇干部、管区书记直接参与其中套取补贴款，村干部多是根据其指示虚报补贴面积；三是部分农户出于自身利益多报、虚报自家小麦面积。
　 (二)以虚报冒领的方式进行骗取是套取涉农补贴资金的主要作案手段，而且手段相对比较简单。以发放小麦补贴为例，部分村干部利用核定、上报全村小麦补贴亩数的职务便利，在计算出本村各户责任田亩数后，把计税面积内剩余的耕地以自己或他人（主要是其亲友）的名义报上去。只要不超过镇政府所掌握的计税面积总数，镇政府就很难发现哪些是虚报的小麦亩数。部分村干部将小麦补贴作为对和自己持不同意见农户进行打压的手段；或用农户的补贴款顶交其本应该交而未交的各种税费、承包费；或用虚报出来的补贴款支付村委会日常开支、公务招待等。
　 (三)作案手段较为隐蔽，不易被监管部门以及村民发觉。山东省自2005年以来推行“齐鲁惠农一本通”，一户一本，就是为了规范涉农补贴资金的发放，将资金的发放使用置于阳光下，然而由于在源头上缺乏监督制约，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实践中缺乏有效的执行，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在笔者参与调查的某村支部书记孙某某涉嫌贪污小麦补贴款一案中，孙某某自2007年至2010年，为掩人耳目，每年都以其父亲、妻子、女儿等10余人的名义虚报小麦补贴面积200余亩，并用上述10余人的身份证办理惠民补贴一本通，将补贴亩数虚报到亲友名下，隐蔽性极大，“一本通”客观上有可能保证小麦补贴款不被截留、挪用，但对在源头产生的虚报行为却无能为力、无从查证。
　 (三)贪污涉农补贴资金的行为呈现出“单笔数额不大、作案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恶劣”的特点。村干部虚报、骗取小麦补贴款，出于隐蔽性的需要，每年虚报的面积通常都不多，因此单笔数额都不大，但是只要有了第一次虚报行为，尝到甜头之后，就会连续多年虚报，积少成多，最终达到立案数额；小麦补贴政策作为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之一，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侵吞涉农补贴款无论数额是否达到贪污犯罪标准，由于行为次数多，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会引起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也是部分农户集中访、群体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不利于新农村建设。
(四) 涉农补贴领域职务犯罪一般以窝案、串案为主，涉案人数较多。以小麦补贴为例，其从上报到最终的核实发放，要经过村委会统计上报、镇政府初核、县农业局制表备查、上报市级政府等程序，小麦补贴最容易在村统计、核实上报镇政府的环节产生虚报、骗取行为，因为此环节，各个村庄集中上报，镇政府短时间内工作量很大，而人手又不够，不可能一一核实上报面积，部分村干部抓住审核漏洞，书记、主任、会计乃至村委会委员相互勾结，协同作案，对于村里上报的计税面积以外的土地，合伙虚报小麦补贴亩数，骗取小麦补贴款，在个别村庄甚至出现了“前腐后继”骗取小麦补贴款的不正常现象。
　　二、案发原因
　　(一)涉农补贴的核定、公示程序不规范。国家规定：小麦种植面积核定工作要认真遵循准确、及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是小麦面积核定工作的责任主体。乡镇人民政府为第一责任主体，具体组织实施小麦种植面积的核定工作;村民委员会要在乡镇人民政府的领导组织协助监督下，做好本村小麦种植面积核定工作。然而，笔者所参与调查的涉案村，其小麦补贴的核定程序却极其不规范、流于形式，村里汇总上报到镇政府的补贴亩数通常是村委会大体估计的亩数，与实际种植亩数有较大差异，这就为村干部虚报亩数、骗取补贴款提供了可趁之机。
　 (二)政策宣传不到位，种粮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基于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能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是比较少，其获取涉农补贴信息的途径比较狭窄、单一，除了通过电视新闻宣传了解以外，很少有农民能通过互联网、报纸刊物等媒介全面知悉国家的各种惠农政策。个别农民除了知道办理惠民一本通用于领取补贴款，关于补贴款的性质、发放对象、标准、时间、核定监督的程序等等都不清楚。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导致农民处于弱势地位，无力对村干部虚报、骗取行为进行监督。
　 (三)乡镇政府监督流于形式。一是基于精简机构的需要，乡镇在职干部的数量、年龄结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与农村管理的新要求有一定差距。每年小麦实地丈量时正值冬春之际，天气寒冷，工作量大，时间紧张，经费不足，一些人怕麻烦而走过场。个别乡镇干部平时不入村进户，对所辖村庄情况了解甚少。二是由于直接和村干部打交道，在征地拆迁、计生、民政、征收车船税、水费、防治白蛾等等行政事务中需要村干部的积极配合，因此对村干部在涉农补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乡镇干部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乡镇审核工作的“缩水”使虚报冒领补贴款的行为又一次逃过了制度的监督。
(四)部分村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国家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是新形势下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保护农民利益，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保证国家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农村繁荣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大举措。小麦补贴款无论是被挤占挪作他用，还是被个人侵吞占为己有，都是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然而在一些村干部眼里，“只要入了村委会的账，个人不私分占有，就不违法”、“反正是国家的钱，占一点也无所谓”的错误思想。在此种观念的支配下，侵吞小麦补贴出现“前腐后继”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
(五) 村干部权力相对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导致涉农补贴职务犯罪多发的重要原因。因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决定问题应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对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当提请村民会议讨论，但实际情况却是“决定权”往往集中在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少数人手中，大事小情由他们说了算，其他村“两委”成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不敢监督，内部监督薄弱，往往是收支无制约，财务审批一人说了算。内部监督乏力、同级不愿监督、上级不便监督，村务公开不到位，‘公示墙’、‘明白纸’走过场，群众对村里的‘家底’根本不清楚，难以对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预防对策
　 (一)加大涉农补贴的公示力度，增强村级财务透明度，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行为的出现。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要每3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各村委会统计、上报小麦亩数，事关村民的切身利益，属于涉及财务事项，同时，该项工作也是涉农补贴发放的源头，最容易出现虚报、瞒报的情况，应当依法公开，接受村民监督。各村委会应当把统计的小麦亩数在村务公告栏内张榜公布，并且向村民公示举报电话。公示期间，对村民们的各种质疑，村干部要耐心、及时地解释和答复。
(二)乡镇政府要加强涉农补贴的政策宣传。每年在统计补贴上报数据之前，要将当年涉农补贴的政策以发放“知情书”、惠农政策手册或对村民代表集中培训等形式，直接传达给广大村民，真正让惠农政策深入人心，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对惠农政策的知情度、支持度和参与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各乡镇政府应把补贴政策宣传和信息直通机制作为专项工作对待，列入年终政绩考评，形成长效监督机制。
　 (三)加强打击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探索建立检察机关介入涉农补贴发放过程制度，充分发挥民生检察服务热线、乡镇民生检察联系点和下访巡访制度的作用，变事后监督为全程监督。畅通线索举报途径，对举报情况及时查处，依靠群众的力量提高发现和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的能力。加强乡镇、农业部门、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部门的联系协作，形成打击合力，对达到犯罪标准的案件依法予以严惩，对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案件线索，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做出行政或纪律处分。
(四)加强教育，提高广大村干部的政治和法律意识。要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权力观教育和法治教育，增强村级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干部素质。加大对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的任职培训力度，搞好管理涉农资金的会计、出纳等人员的业务培训。同时要选好村干部，注重选拔和推荐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创业先富起来、愿意为群众服务的经济能人任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不断提高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的素质、威信和号召力。
(五) 加强对涉农资金的监督管理。涉农资金要实行专账管理，严格执行涉农资金的审批支付制度。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要以适当的方式，对涉农资金的管理和发放进行全程监督，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贯彻始终，确保党和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健全农村民主和监督制约制度。各村实行村务公开，做到重大事项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成立村民理财小组，财务开支须经村民理财小组审核后张榜公示，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同时乡镇政府要继续发挥村账镇管等制度的作用，积极探索对会计、出纳等人员实行交叉任职等方式，定期审计涉农资金。


（作者单位：济阳县检察院）
　　
　　论文提要：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规定有所变动和增加，共作了四项原则性的规定，使附带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的保全及调解问题等更加明确。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附带民事诉讼中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不断出现，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的一些规定已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亟需从立法及制度层面上加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以更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的经济权益，彰显法律的权威和公正，从而进一步发挥司法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

　　正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诉讼效率，避免了不同司法判决上的矛盾和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司法解释和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亟需改革和完善，以顺应司法趋势的发展，进一步统一司法裁判的尺度，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一、存在的问题

　　刑事案件不重视民事赔偿

　　目前，我们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还不高，对许多专业性的法律问题更是知之甚少，被害人对自己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诉讼程序并不十分清楚，而请律师代理的费用又不菲，因此许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权利得不到完全保障。而附带民事诉讼又是附属于刑事诉讼的，在刑事诉讼审限短的前提下，要想像单纯民事案件那样花时间和精力来审理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许多程序被简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和影响。

　　新刑诉法第一百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的出发点无疑是积极的，但实际运用情况不容乐观。在目前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案件的数量也日益增加，刑事审判中案多人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刑事法官往往更加注重对被告的定罪量刑，在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花费的功夫就会有限。另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周期也比较短，而民事案件通常又比较繁杂，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财产保全的规定，查封、扣押刑事被告人或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财产，处理起来费时费力，甚至比单纯的民事诉讼案件更为复杂。而且，有的法院和法官往往过于强调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怕执行不了而判决被告人少赔甚至不赔。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只是确定赔偿数额的一个因素，而且赔偿能力的大小有时并非显而易见的，也非一成不变的。没有发现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并不等于其就没有赔偿能力；被告人现在没有赔偿能力并不等于将来没有赔偿能力。

　　在基层法院中附带民事诉讼的数量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很少，主要集中的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案件中，且大部分是调解结案。目前，在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着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相互代替、相互吸收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在刑事部分庭审前，就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如能达到协议，则在刑事部分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判处或适用缓刑。虽然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矛盾，但对犯罪的震慑力度将大大减弱，使很多已经犯罪或有犯罪倾向的人会有侥幸心理，认为犯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花钱就可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大多数法官都把“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作为侧重点，而忽视了“可以”。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适用该条规定。要对被告人的犯罪意识形态、犯罪情节、犯罪手段、社会影响、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以此来确定是否以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来作为量刑情节。如对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在适用该条规定上要严格区分进行，不能一概适用。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吸收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制裁手段。过多考虑被告人有悔罪表现，而忽视犯罪情节、犯罪手段、社会影响等其他因素，这种作法不仅曲解了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的关系，也是对犯罪的姑息和对法律的亵渎，更将对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也有许多被告人抱着“反正我已经被判刑了，就不赔偿你能怎么样”的心理，认为自己被定罪判刑了再赔偿被害人损失是“人财两空”、不划算。许多被告人的家属也认为被告人犯罪是他自己的事情，一人做事一人当，法律又不能株连，自己不赔偿法院也没有办法。而且大部分被告人的经济能力也有限，有犯罪所有的也大都被挥霍殆尽，根本没有赔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也就无心再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上费功夫了。

　　在共同犯罪中，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按照民事法律规定，在共同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致害人对共同损害后果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更好的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部分致害人在逃的情况下，可先由到案的被告人按责或连带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待其他同案犯归案后再认定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承担的责任。

　　经认定其他单位或个人负有赔偿责任，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安全义务保障人、教育机构等单位或个人，那么被害人也可以要求此类赔偿义务人履行赔偿责任。虽然其他赔偿义务人的可能只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者赔偿不到位，但毕竟也可对被害人利益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

　　精神损害无法得到支持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为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法通则120条作了扩充，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由民通规定的精神性人格权扩大到物质性人格权，同时对损害赔偿金的项目也作了明确规定，现在这一规定已经运用到越来越多的民事案件中，从很大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被害人在受到精神方面的损害时，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释[2000]47号《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更加明确规定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不久前，刑诉法修正尘埃落定。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再次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定无疑是从我国目前阶段的国情出发，以防止损失无限扩大化，但是对于受害人权益的维护及两大诉讼法的衔接上考虑的就不是很充分了。笔者认为，在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受到侵权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只赔偿物质损失，而不支持精神损失，可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要低于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刑诉法的此条规定使得大量的犯罪行为受害人得不到赔偿或者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因此有的受害人为了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不得不另辟他径。在刑事诉讼中故意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等到刑事部分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交通肇事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在刑事案件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为肇事车辆大多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受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诉请的求偿范围大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通常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样可以从更大程度上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只能先刑后民，分案审理，这不仅增加了被害人增加了诉累，降低了司法的效率，也大大制约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的成败。因为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往往因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与否产生严重分歧而无法达成一致。可是在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中，受害人要另行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就相当困难，因为没有其他的赔偿义务人，而被告人又没有赔偿能力或不愿赔偿。随着人权保护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人格权范畴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成为了司法理论和实践界的研究话题，受到了法律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已经尝试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决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因此，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一规定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也是司法改革和审判实践的大势所趋。

　　虽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有不同之处，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民事诉讼的性质，因此，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刑事与民事部分也要基本统一。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作为二大部门诉讼法也应该要很好的衔接，不能各自为政，更不能相互冲突。所以说，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可以更好的协调不同部门法之间冲突，并且也更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刑事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是却不足以弥补其对被害人的损害，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责任承担方式，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刑事责任是对被告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惩罚，体现的是公权力的救济。而民事责任是对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属于私权的范畴。被告人给被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理当赔偿，规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违背了立法原意，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也明显不公正。在犯罪行为中，往往被告人损害的不仅是被害人的财产，甚至被害人并没有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给被害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创伤，而且有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相当严重甚至不可弥补的，如强奸、故意杀人等恶性犯罪。虽然说精神和心理的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当别的惩罚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害时，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而且，在审判实际中，并不是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得到了刑事处罚。大部分的刑事自诉案件都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受到刑罚的处罚。在公诉案件中也存在宣告无罪、准予撤诉等情形，并不是所有的刑事被告人都得到了刑罚处罚。如果实行僵硬的“一刀切”，所有的精神损害都不予赔偿，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私了之风。当被害人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时候，便只能接受私了。为了一笔本应得到的正当的精神损害赔偿而放纵了犯罪，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缺漏和遗憾。有不同意见可能会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精神损失会使损害赔偿无限扩大化，加重被告人的负担，且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其实，精神损害赔偿考虑的是多方面的因素，被告的赔偿能力只是一个方面。没有赔偿能力也不应成为被告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还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损害程度、被告犯罪的主观方面、被告的犯罪情节等其他因素，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此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数额。当然，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且各地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所以在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上要合理确定，以避免脱离实际和“自由裁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如果为了追求赔偿的形式而不考虑履行问题，那么不仅维护不了被害人的利益，还会损害法律的权威。因此，既要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也要考虑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尽量使两者之间能兼顾。

　　二、应对之策

　　一是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要注意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调查，必要时可采取查封、扣押等保全措施。采取恰当的保全措施可以令被告人不再心存侥幸，认为其可以逃避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也可以增加被告人接受调解的积极性。即便在就附带民事赔偿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也能使判决能够得到顺利执行，不仅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增强了法律的威慑性和执行力。如果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受伤急需医药费或者生活陷入困境，也可应受害人申请对被告人财产先予执行。大量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结后，由于被告人的拖延履行，使经济赔偿无法执行到位。因此，在执行前，执行人员要深入掌握被告人的家庭情况及其财产状况和线索，做到心中有数。并向被告人及其家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其能够端正思想，认识到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以及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以敦促其自觉履行。如其仍旧抗拒履行，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以保障执行。

　　二是通过立法，建立刑事犯罪的国家补偿制度，明确政府在救助被害人方面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不到位等情况，由政府专门机构负责，利用财政划拨的专项经费解决，建立国家救助制度，如我国目前成立的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被害人的损失，首先应当由被告人来承担，当被告人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赔偿不足时，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法院判决后得不到执行的或执行比例很小的，政府有义务先行垫付全部或一部分。对因犯罪行为受到伤害而无力医治或者无法执行、执行不到位造成生活困难的被害人，政府要加大救助力度，建立、健全专门的长效机制予以救助。建立专项救助制度的同时赋予政府追偿权，当被执行人有赔偿能力时，政府可以向被执行人追偿。

　　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附带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民事损害赔偿，故在实体上应适用民事法律，在程序上应受民事诉讼法调整，所以对于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予以支持。如驾驶员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刑，保险公司仍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有的驾驶员为了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与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达成赔偿协议，给付被害人一定数额的赔偿金。这种赔偿系驾驶员自愿给付，只要驾驶员不要求保险公司就该笔赔偿款一并理赔，被害人仍可要求保险公司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也并未因此加重。受害人未能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足额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受害人请求驾驶员之外的侵权责任人赔偿精神抚慰金的，也应予支持。为了防止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和赔偿数额过分扩大化，可以规定哪些罪名和情况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且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做出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各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个案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

　　四是做好调解工作。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刑事判决的结果。刑事法官要进一步提高对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更新调解理念，在了解案情的基础上，依法运用多种调解手段，充分调动被告人和被害人调解的积极性，使双方认识到调解的作用。如果调解成功的话，不仅被害人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被告人也可以通过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来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法院来讲，通过调解妥善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仅能有效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化解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也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罚和教育的双重功能，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对于当事人双方矛盾较大，对立情绪较严重的案件，可以邀请相关基层组织和有调解经验的第三方人员参加，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调解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也有利于打消双方的疑虑，化解和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使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成功性大大增加。

　　（作者单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