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的决定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的决定
（2012年10月26日宁波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12年11月29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批准）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十四届第四号）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的决定》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2012年10月26日宁波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12年11月29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批准）
宁波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对《宁波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修改为：“市和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工作。
“市和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负责实施公共汽车客运的具体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规划、国土资源、建设、财政、公安、城市管理、价格、环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工作。”
二、第四条修改为：“公共汽车客运行业的发展，应当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并与其他公共客运方式相协调。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实行公共交通优先，对公共汽车客运行业的发展给予扶持，在规划用地、设施建设、道路通行、资金投入等方面予以保障，并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和价格机制，鼓励公众选择公共汽车出行。”
三、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鼓励在公共汽车客运的经营和管理领域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方法；鼓励推广使用高效能、低排放车辆；公共汽车客运车辆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的要求。”
四、第六条修改为：“市、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建设、公安、城市管理等部门编制公共汽车客运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县（市）域总体规划。”
五、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城市管理等部门，根据公共汽车客运规划和城乡发展、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制定线路开辟和调整的年度计划。”
六、删去第八条。
七、第十一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下列建设工程在编制项目设计方案时，应当按照规划技术规范配置公共汽车首末站、途经站、枢纽站等公共汽车场站设施或者预留用地：
“（一）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站、客运码头、轨道交通车站、机场；
“（二）大型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商务商贸区，ＡＡＡＡ级以上旅游景区（点），综合性公共文化休闲场所、体育场馆，学校、医院；
“（三）设计居住人口五千人以上的居住区；
“（四）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以及需要设置公共汽车场站设施的公路。
“市和县（市）区发展和改革行政部门在实施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的立项审批或者核准、规划主管部门在审核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时，应当征求同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意见。”
八、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公共汽车场站设施的设计和施工，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并经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修改为：“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建设工程配套的公共汽车场站设施，应当根据规划条件和土地出让合同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步报批、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主体工程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时，应当通知当地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参加。”
九、删去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城市”。
第二款中的“公共汽车客运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十、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取得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经营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或县（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
十一、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至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至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中的“公共汽车客运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
十二、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线路经营权每期不得超过十年。经营者如需延续经营期限的，应当在经营期限届满六个月前向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申请延续经营期限。经营者运营服务质量达到规定要求的，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三十日内予以批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原线路经营权终止，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对线路经营权重新授予或者进行调整：
“（一）线路经营权未获延期的；
“（二）经营者未按期申请或者不申请延续经营的；
“（三）线路经营权被撤销的。”
十三、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的“线路经营证”修改为“营运证”。
十四、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公共汽车车票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公共汽车车票价格确定前，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
第三款修改为：“市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立和完善政策性亏损评估和政府补贴补偿制度，合理界定和计算政策性亏损，并给予适当补贴。经营者承担社会福利和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增加的支出，政府应当按运营成本给予经济补偿。”
十五、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公共汽车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二）三年内无死亡或重伤三人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记录；
“（三）经市级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培训，考试合格。”
十六、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修改为：“佩戴服务标志，遵守服务规范，衣着整洁，语言文明。”
十七、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醉酒者、精神病患者和身高一点二米以下的未成年人，应当有他人陪同乘车。”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乘客在公共汽车上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十八、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汽车场站设施以及根据土地出让合同要求与建设工程配套的公共汽车场站设施，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由建设单位移交给政府指定的管理单位。
“公共汽车场站设施实行有偿使用，所得资金应当用于场站设施的维护和管理。资金收支情况应当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管理单位应当制定运营管理制度，对场站设施实行维护、管理和监督，保证场站设施、设备完好，保障安全畅通。”
十九、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因城市建设需要迁移、拆除公共汽车场站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征得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同意后，按照规划先行补建。”
二十、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八条，其中“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修改为“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十一、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九条，其中“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修改为“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排除妨碍，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公共汽车或场站设施财产损失的，应当由责任人赔付：
“（一）损坏或者污损公共汽车、场站设施的；
“（二）在公共汽车首末站、枢纽站、停车场内擅自停放车辆、堆放物品的。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共汽车途经站内擅自停放车辆、堆放物品，或者擅自在公共汽车专用道内行驶、停放车辆的，由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公共汽车场站设施管理单位未做好场站维护管理，由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十四、删去第四十四条。
此外，对部分文字作了必要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题 目] 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系统研究
[摘 要] 本文在简要分析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基础上，综合论述了它的资源背景、价值基础和构成要素，最后分别论述了当下六种重要的执法观念，从而完成对此问题的系统研究。
[关键词] 执法观念 检察权 法律监督 系统研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序 言
第二部分 总 论
一、资源背景
二、价值基础
1、法的价值模式
2、检察权的位阶
3、检察体制的组织形态
三、构成要素
1、主体要素
2、内容要素
3、客体要素
第三部分 分 论
一、检察业务与政治理论
二、效率观念与客观观念
三、服务观念与监督观念
四、服从命令与独立执法
五、打击观念与预防观念
六、刑事观念与民事观念
作者信息：贺轶民 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heyimin3@sina.com 电话：13601240874或010-65014161
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系统研究
第一部分 序 言
观念，即思想意识，是人的意识范畴的问题，指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形象。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向的就是人的观念。依此推论，检察执法观念就是检察工作在检察人员头脑里留下的概括形象。这种概括形象的形成，对个体的人来说是一种文化价值的种植，自然有其迁延的个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其整体观念则更是要因袭一个缓慢的历史进路，之间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在偶然的表象里面一定蕴含着进化的必然。而在这个进化的道路上，自然科学的惯性定律一样作用于社会科学，一个社会事件的运动也会相当程度地遵循惯性定律，于事件结束后的一定时空内继续行进，不会嘎然而止。
长期以来，我们对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认识还停留在支离破碎的比较分析上，往往关注一些比较分散的政治或者法律概念，诸如公正、程序等，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常常会误导我们对执法观念作局部地、人为地机械剥离，尤其是强制嫁接国外的一些主流思想或者固守传统的观念，结果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导致检察肌体的强烈排斥。因此，有必要从揭示事物规律性的角度入手，对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这一宏大的问题作一个精细的解剖，进而把握“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这个新时代检察主题的精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系统研究当中真正认识清楚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问题，并将这一认识结果正确运用到我们的检察实践当中去。
第二部分 总 论
一、资源背景
中国古代的法家有着强烈的“峻法、酷刑”情结，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早期法家的诞生时期）混乱的历史局面所决定的，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几千年来对法的偏见。基于这一影子似的误解 ，伴随重农抑商和封建政治统治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民族习惯上便更为偏好儒家思想，并不断积淀传承，逐步形成具有显著东方人文特色的中华法系：民事和刑事合一、行政和司法不分。新中国诞生后，检察理论的资源背景才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架为检察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本土的资源和外来的资源更是交替作用，形成了历史转型时期斑斓的资源背景。
（一）前苏联的检察理论模式
列宁曾在《论“双重” 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提出“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在前苏联，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是与列宁的统一法制思想紧密相连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就检察机关的体制问题曾发生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大多数委员反对地方检察官只能由中央委任并只服从中央节制的办法，主张“双重”从属制，及一切地方工作人员一面服从其所属中央人民委员部，一面又服从地方的省执委会。该委员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地方检察官有权从法制观点上抗议省执委会及一般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理由是：“双重”从属制是进行反对官僚主义集中制和维护地方当局的必要独立性并反对中央机关对省执委会人员之傲慢态度的需要。因此，列宁在《论“两重”从属制与法律制度——致斯大林同志转中央政治局》 一文中指出：“我实在难以想象，究竟能用什么理由来辩护中央执委会该委员会中多数人这一显然错误的决定。”列宁从统一法制和检察机关的职能的角度提出否决“双重”从属制，并就检察机关的职能指出：“检察机关与一切政权机关不同，检察长的唯一职权是监视全共和国内对法律有真正一致的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
新中国成立后，在参考前苏联检察理论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就检察机关的设置是“双重”还是“垂直”模式以及检察权的归属问题也出现了很多意见分歧，这是影响现代检察执法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检察理论的发展
检察机关从国王的代理人发展到公诉取代自诉，最后形成现代的检察体制，历经了一个缓慢的历史进路。随着审判中心主义的兴起，自由市场经济向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逐步过渡，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开始对自己的检察机关体制进行改革。基本思路有：1、对上命下从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实务中已无纯粹行政式上命下从存在的余地，其独立性大大加强。如法国、德国等。2、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时更多地体现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质，表现为检察机关在进行与刑事诉讼有关的活动时，法律要求其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形一律加以注重，以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执行机关之一，代表国家越来越多地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及其他社会事务进行干涉。如英、美、日、法、德等国家。3、除审判监督权外，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得到确认，即承认检察机关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职权。检察机关对任何机关、组织、个人遵守法律情况进行监督的一般法律监督权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如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
（三）中国法治理论思想家的匮乏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理论向来没有生存的适宜土壤，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也就自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在现代中国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中，更多地是依靠借鉴和移植国外的法治思想，这些国外的主流思想如何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调适，往往成了法学家们最大的现实困扰。而一个民族要真正踏上属于自己的法治道路，必然需要民族的法治理论思想家，当代中国的法治道路就面临着本土的法治理论思想家相对匮乏的尴尬境地。一个本民族的法治理论思想家，首先必须全面深刻理解民族的历史传统、人文特点和现实状况，不能一味地扬弃因袭已久的、无所谓先进和落后的民族习惯，生硬地进行“洗脑式”的法治嫁接。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改变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锐利武器，就在于这个思想是中华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别的国家所不可能产生的思想。同样的道理，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法治思想必须是中华民族的法治思想，而现实中恰恰这一点非常薄弱，自然会阻碍到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在这个大背景下，检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就必然要受到相应的影响与制约，难以形成属于本民族的系统的检察执法理念，而更多地是套用政治领域的一些经典核心概念。
（四）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促进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