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 职务犯罪 预防工作 规范化
【内容提要】 通过开展大讨论活动，查找基层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差距，并分析原因，解决影响和制约预防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推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

在全市检察系统开展的“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科学发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要求结合检察工作实际，认真查找差距，解决影响和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保证检察权的依法正确行使。作为多年从事预防工作的检察官，笔者认为与刑事、反贪等传统检察业务相比，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执法规范化、队伍规范化、管理科学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依然突出。在大讨论活动的热烈氛围中，笔者对提高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范化水平提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当前基层院预防工作不规范的具体表现
通过开展大讨论活动，作为从事十余年预防工作的笔者，认为基层院预防工作还存在一些有待规范的问题，表现在：一是基层院预防力量有待加强。目的，从高检院一直到地级院，都成立了独立于反贪局的职务犯罪预防厅、处和科，配置了专职预防人员专门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高检院对基层院是否成立独立的预防科室没有作硬性规定，但是要求基层院预防工作要有专人负责。而基层院内部对预防机构的设置极不规范和统一，有的将预防职能设置在反贪，有的设置在办公室，有的单列，五花八门，有失严肃性，造成工作随意性大，而且人员、经费、物资等保证不足，预防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如部分基层院由于人员少任务重而将预防部门多配置在反贪局，而且多作为反贪局综合部门，在承担预防任务的同时，还有协查、内勤等工作，实则削弱了预防力量。二是有些预防做法不规范，不统一。目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多地基层院的做法不一，操作不规范。如关于重点工程专项预防工作，各地基层院的做法就不规范，有的基层院认为检察机关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并不熟悉，仓促开展专项预防可能效果不好或自身人员力量不够而没有开展，而有的基层院的预防人员却直接进入招投标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不仅与检察职能相悖，而且也不符合高检院关于专项预防工作到位不越位，预防不代替的指示精神。三是有些预防做法存在一些争议。如部分基层院单独与开展预防单位签订“廉政合同”、“廉政协议”或“目标责任书”等作法，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否适合与预防单位开展廉政共建活动，它是否存在代行纪检监察的职能，将预防工作搞成一般监督，这些都在实施中引起不少争议。四是没有实现预防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的紧密结合。部分基层院没有正确处理好打与防的关系，未能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与各项检察业务有效地结合起来，甚至在实际工作中有人为地将预防工作与其他检察业务割裂开来，预防人员自身也缺乏与其他检察业务人员和综合部门的良好沟通和密切协作，预防工作出现单兵作战的趋向。脱离业务的预防工作流于“花架子”，表面轰轰烈烈，实则没有具体抓手，预防工作的实效性差。
二、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
大讨论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认真查找差距原因，为下一步的整改创造条件，笔者基于此分析了基层院预防工作存在不足的一些原因：一是基层院领导层对预防工作的重视性的认识还应该再加强。基层院领导层也认识到预防工作也是基层院的一项检察业务工作，但在实践中确实是人少活多，预防工作具有长期性和慢热性，效果不能短期体现出来，而且预防工作的考核指标相对侦查工作的考核指标而言是软指标，有弹性，只要完成市院下达的检察建议、行贿记录查询、教育咨询等考核数就可以达标，但侦查任务是“找米下锅”，完成考核指标有一定难度，此种情况下让领导层将预防工作与侦查工作同等重视勉为其难，但是在此还是需要领导层对预防工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适当有所倾斜，给予关爱。二是基层院预防人员综合素质还需再提高。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机关、各部门以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分配体制、经济管理方式和人民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它要求从事预防工作人员除了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外，还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业务能力，特别是较强的协调能力。但是目前不少基层院预防人员还不具备这样的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低，而且人员流动频繁，明显达不到预防工作的需要，严重制约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上级院预防部门的对口指导还需要再加强。目前预防工作还是无法可依，没有国家层面的，有些地方也没有出台，高检院的还在试行阶段，它只适用于检察机关内部，而对预防对象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所以基层院开展预防工作有时得不到预防对象的理解和配合，检察建议书多流于形式，预防工作更多的是普法工作。在此形势下，部分上级院预防部门对下级院预防工作的管理工作跟不上，没有根据高检院的预防规则制定细则，缺乏对下级院预防人员的培训，没有加强对外进行社会联络等都会使基层院预防工作陷入被动。四是基层院预防部门与地方党委、纪检监察部门的良性互动还应再强化。部分基层院虽建立了预防工作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人大监督，依靠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支持、参与的领导体制，但机制不健全、制度十分空洞，检察机关作为专门预防与有部门协调配合较难，特别是在预防工作方面有相类似职能的纪检监察在认识上存在分歧，没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较好地与纪检监察的工作结合起来，出现重复工作现象，影响了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
三、解决影响和制约预防工作发展问题的几点对策
大讨论活动的目的是重在查找自身原因，从自身改起，所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固然需要加强上级院的对口指导，需要争取地方党委、纪检监察和预防对象的支配配合，但更主要的是基层院领导层要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与其他检察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考核，给予人力物力和财务的必要支持。现在部分基层院试行规范化管理和ISO9000族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其中，下面笔者就此谈几点对策：一是规范预防机构。基层院可以考虑成立独立于反贪局等业务部门和综合科室的的综合预防科，制定，规定科长与科员的岗位职责。综合预防科最少配置2名专职预防干部，要求有检察官资格，不能将综合预防科当作快退休人员养老的科室，而且人员要固定，3-5年内不得流动，而且人员变动前要与上级院预防部门协商通气，听取上级意见后再决定是否进行人员调整。综合预防科实行一科两口，即对上级预防处，又要对地方综治办，实现预防职务犯罪犯罪工作与综合治理工作共同办理。二、规范预防工作职权。基层院规范化办公室要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和《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 》规范五项预防职务犯罪职责：分析研究典型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向发案单位提出改进、防范建议；分析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开展预防咨询和警示宣传教育；发现和处置预防工作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管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受理社会查询；上述职责可以简要概括为五项职权：一是预防调查权；二是宣传教育权；三是检察建议权；四是线索移送权；五是受理行贿记录查询权。三是规范预防工作程序。基层院规范化管理办公室在院和中应有相应条文规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程序。同时综合预防科也要制订，绘制(包括犯罪分析流程图、警示教育流程图、行贿档案查询流程图、预防调查流程图、检察建议流程图、预防咨询流程图、职务犯罪线索收集流程图)。四是规范预防工作考核标准。考核分为达标和升级两个档次，综合预防科保质保量地完成市院预防处和区委综治办年初部署的预防任务和考核基本指标，同时也要完成本院年初自我加压的院内指标即为达标；在此基础上还要争取预防工作创新，多出亮点，实现预防升级。院规范办应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达标升级指标列入考核对象，综合预防科也要配合规办制定和。具体来说要区分出预防工作的过程和环节，找出考核点，自我加压，完成任务，不断创新。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赵 刚

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

周 菁* 王 超**

摘要：近来，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宪法司法化问题。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此次批复为我国实行宪法司法化提供了绝佳机会。不过，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关键词：批复；宪法；司法化


1999年1月29 日，原告齐某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被告人陈某、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案件要从1990年说起。当年，原告齐某参加中考，被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班的委培生，但是齐某就读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将它送给了和齐某同级的陈某。于是陈某以齐某的名义在该校财会班就读，陈某毕业后被分配在银行工作。直至1999年初，齐某才得知自己被陈某冒名10年的事情。齐某一纸诉状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上述被告告上法庭，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

这一则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却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个难题。侵犯姓名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而在我国的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颁布司法解释，准许适用宪法条文对原告的宪法权利进行保护[1]。这一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用宪法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脉络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1]。在宪法司法化情况下，对于的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或者基本权利，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保护——消极的抑或是积极的保护——都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以司法判决、违宪或者合宪审查等方式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予以保障。由司法机关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惯例。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政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法官可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实现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属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了广泛认同，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二、宪法司法化的生长因素



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之所以倍受世界各国青睐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从宪法和普通法律法规的关系来讲，普通法律法规是宪法的具体化和量化。普通法律法规对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扩展，使宪法规范的内容更加具体的展现出来；同时在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阐述过程中，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内容例如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公民的权利限度进行了量化，并对超过法律规定的度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具体化和量化必须以宪法规范的内容为制约和纲要。从总体上，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因具有原则性、政策性而无具体惩罚性或者弱制裁性，所以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宪法非司法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律才能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但是由于普通法律法规不可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因此，许多权利实际上并未得到具体化与量化。无救济则无权利，为兑现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上述情况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普通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予以判案。

其次，从宪法和法官的关系上来看，宪法通常被视为法治国家的生命之树，法官则成为看护这棵树的园丁。由此可见，法官在宪政发展史中处于积极的地位。例如，在美国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隔离不平等”原则推翻了Plessy V. Ferguson一案中确立的“隔离且平等”的原则，[2]宪法成为判断案件的最高准则和价值依据[3]。两案中，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样是依据宪法第14修正案却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论，这说明英美法系法官本来就被视为造法者，“法律无非是法官所宣读出来的内容”，法院的职责只是“通过对法律原则的不断重述并赋予他们不间断的，新的内容来使他们与道德习俗保持同步”[2]。而大陆法系学者则认为，法官只是严格依照法律办事的法匠。在我国法治之下，法官的地位比较尴尬，法官既不是法匠也不是“造法者”，我国司法裁判的地位不高，既没有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也没有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因此，在法律的空隙中，法官也没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其行为范围也比较狭窄。实行宪法司法化也是我国法官地位逐渐提高的产物和表现，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应当认为权利不只是靠司法救济才能够实现，但是法律应对权利的保障排除障碍，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能拒绝权利的救济请求。

最后，宪法司法化是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的必然要求。我国法制化的进程就是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宪法是母法，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已由其他法律具体化和量化，公民对已经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可以直接寻求司法救济，但是对于没有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如果不从其它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中寻求司法救济，那么基本权利不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再是权利。在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这些“沉睡”的权利不再是“无主物”。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最终解决或者最终救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宪法救济使得公民的某些处于“悬空”状态的基本权利有了法律保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宪法司法化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艰难抉择



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规范本身具有原则性，其规范模式特别是对公民权利的规范是授权性质的，没有对违反宪法的行为的后果进行相应的规定，常常使得法官认为援引不具有操作性的宪法条文没有必要。其次我国宪法作为高于其他法律的根本大法，具有纲领性、政策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法、民法等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此，有人曾批评道：“正是基于这两个颇具‘暧昧’色彩的司法解释的误导，中国司法机关形成了拒绝适用宪法判案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和司法惯例。”[3]

迟来的惊喜往往更让人兴奋异常。此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可以说是对旧观念的大胆突破，如果以此为契机，能够在我国构建以司法为中心的违宪审查制度，那么称这个批复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里程碑绝不为过。首先，宪法司法化有助于保障人权。现实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因为缺乏普通法律法规的具体化、量化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得到真正实现。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一般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因此实行宪法司法化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其次，宪法司法化有助于实现法治。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因此，实现法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依宪治国、树立宪法的权威不应当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宪事件或者违宪争议，宪法不应保持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唯于此，法律才不至于成为摆设，法制观念才能暖人心田。最后，宪法司法化有助于推动宪政。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不缺宪法，宪法至少从纸面上获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有一部全面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宪制政府权力的宪法不一定有宪政。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可谓司空见惯，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作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与思维定势，有关国家机关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实行宪法司法化，那么就能激活纸面上的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凸显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与权威，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再无具体法律法规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变成现实，时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违宪行为得到有效地追究与纠正。只有这样，徒具口号意义的宪政才能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可能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