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证据的收集、提取、固定及质证、认证的规范化、制度化，对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法治精神彰显的大背景下，为了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证据收集的方法和程序，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这些规定，是对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内容的确认和完善，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升到了基本法律层级。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必须充分认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和程序，进一步强化相关配套工作，确保法律得到严格、准确、有效的贯彻执行。

一、立法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意义重大

1.切实从法律程序和制度上确保公正司法。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从实体公正的角度看，准确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探究所有冤错案件成因的背后，不难发现都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影子。尤其是言词证据，主观性强，可变性大，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收集，其真实性完全没有保障，“捶楚之下，何求不获”。在侦查阶段遏制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在审判阶段审查证据合法性、排除非法证据，尽管可能会“牺牲”一部分确实真实的证据，但这是保障无罪不受追究、有罪依法处罚、实现司法实体公正的必要代价。从程序公正的角度看，排除非法证据是司法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中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和评价的过程，而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在于取证行为是否遵循了法定的方法和程序。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就是通过程序性制裁来实现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因而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

2.在司法过程中充分、全面保障人权。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基本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活动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理念。各种非法取证行为，都会对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健康、尊严、财产、住宅等权利造成实质的侵犯或者潜在的威胁。通过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能够使非法取证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结果和实体结果，消除非法取证的心理动力，从而达到保障诉讼参与人各项权利的目的。

3.规范司法行为，彰显法治精神。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规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关系到司法权威的实现和确立。司法机关首先应当依法办案、带头守法，相反，如果非法取证、带头违法，就会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形象，损害法律权威，对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着巨大的破坏。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有利于督促侦查人员严格依法进行调查取证，督促公诉人切实做好出庭准备，督促法官认真审查证据合法性。特别是对于侦查机关，由于非法收集的证据将被排除，将更加重视证据的合法收集和固定，更加重视口供之外其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对树立依法全面客观及时取证理念，坚持规范理性文明执法，进一步提高侦查工作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准确把握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和范围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非法证据是以非法方法、程序收集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是从收集方法、程序是否合法方面进行的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

1.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由于刑讯逼供和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取证，一方面严重侵犯人权，另一方面所取得的证据很可能是不真实的，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排除。刑讯逼供的手段，包括直接施加于人身的肉刑，也包括变相肉刑，即其他使人肉体、精神上遭受较大痛苦折磨的各种手段，如长时间罚跪、长时间不准睡眠，以及冻饿暴晒，等等。同时，也应当注意正当的讯问、询问策略与威胁等非法方法的区分，具体的规则尚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

2.非法实物证据：相对排除。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对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是否需要排除，要审查是否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实物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存疑，可能严重影响实体公正的，以及侵犯诉讼参与人重大权利，可能严重影响程序公正的，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应当予以排除。总之，对非法实物证据，要综合考虑取证行为的违法程度、对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侵犯程度、非法取得的证据的价值、采信或者排除该证据可能造成的后果、所追诉犯罪的轻重等因素，审慎决定。

三、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已有规定，重点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1.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虽然人民检察院承担对指控犯罪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但是，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当由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承担，否则就会出现随意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情况，导致滥用权利，影响诉讼效率。所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包括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具体情况。人民法院负有对非法证据线索进行初步审查的职责，经审查认为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明显不能成立的，可以不再进行法庭调查，而并非是一经申请不加审查即启动调查程序。

2.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前会议程序。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了庭前会议程序，规定审判人员在开庭以前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在庭前会议中，诉讼各方可以就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提出意见，被告人、辩护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可以协调检察机关对相关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进行调查和准备，以便明确庭审重点，为顺利、高效开庭创造条件，但对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仍应留待庭审中解决。

3.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控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应当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实确实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或者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对相应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实践中存在较多的情况是，被告人辩称被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出具“没有刑讯逼供”的书面材料或出庭自证没有刑讯逼供，在这种“一对一”的情况下，要结合被告人提出刑讯逼供的时间、供述的稳定性、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讯问人员身份、出入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表、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看守所管教人员及同监室人员的证言等情况综合考虑，不能排除存在刑讯逼供合理怀疑的，相关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四、进一步强化相关配套工作

一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往往需要一系列配套工作。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各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和挑战。对公安机关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提出刑讯逼供辩解的现象可能增多；对人民检察院来说，事前预防非法取证、事后证明取证合法，都存在一定难度；对人民法院来说，对非法证据“不会排、不想排、不能排、排不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为保证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严格执行，可考虑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重点强化以下配套工作：

1.进一步强化庭审功能。庭审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一切证据都要放在庭审中举证、质证，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要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的庭审评查活动为着力点，进一步强化以庭审为中心、为重心的意识，通过引导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等各方对取证方法、程序的举证、质证，依法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对鉴定意见、各类笔录及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其他种类的证据也要依法严格审查其收集、提取、制作过程，确保用于定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2.进一步强化庭审翻供的应对。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庭审中以曾被刑讯逼供为由翻供的情况可能会增多，不排除其中一部分是企图逃避法律追究而进行的诬告，这种现象的蔓延，一方面妨碍诉讼活动，影响诉讼效率，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因此，对经过法庭审理确认不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对被诬陷的侦查人员要给予必要的抚慰和保护，对以自伤自残、串供串证等恶劣手段诬陷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可以考虑其认罪态度不好、无悔罪表现，酌情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成诬告陷害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进一步强化与侦查、检察机关的协调配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共同使命。要注意加强与侦查、检察机关的协调配合，以具体案件、具体证据问题为突破口，对取证合法性存疑的及时提出补查或者补正要求，切实履行证据合法性的审查把关职责，促进侦查机关依法规范取证，促进检察机关强化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和证明，确保侦查、起诉、审判水平的共同提升。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
自今年1月1日实施新民事诉讼法以来，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作为新类型案件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该类案件的审理大大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时间，节约诉讼资源，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在审理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是案件收费不明确。该类案件的受理费是按件收取还是按申请标的额收取，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导致收费标准不统一。

二是案件编号不明确。该类案件的案号编写不统一，有的法院以“民审”编号、有的法院以“商特”（即商事特别）编号等，出现同一类案件编号不一的现象。

三是被申请人对担保物权实现提出异议的救济程序不明确。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经审查作出裁定后，如果驳回申请人的裁定，申请人可以通过向法院另行起诉的程序予以救济。但如果法院作出准予裁定后，被申请人对该裁定有异议的，是否需要审查并启动救济程序，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四是此类案件的管辖规定不明确。例如，超过基层法院管辖标的额的案件是属于中级法院管辖，还是按担保物权所在地法院（基层法院）管辖，法律没有予以明确。

五是送达程序不明确。例如，被申请人下落不明，是终结案件由申请人另行起诉，还是按一般民商事案件的程序予以公告送达被申请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六是当事人的主体问题不明确。例如，被申请人为抵押物的所有权人，当债务人与抵押物所有权人不一致时，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是否应将债务人列为被申请人，法律没有予以明确。

七是审查方式不明确。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是进行书面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如果是进行书面审查，当事人双方需要出具哪些材料，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

八是裁定书的格式不明确。审查裁定书是按非诉案件裁定书还是按一般裁定书的格式书写，均缺乏统一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裁定书格式不一，影响法院司法公信力。

九是适用法律不明确。例如，申请人申请的债权利息应否计算，如何计算，裁定书上是否需要适用物权法等实体法，还是仅适用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均没有明确规定。

十是案件类别划分不明确。该类案件是按特别程序案件还是按普通民商事案件等案件类别划分，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法院内部确定由哪个庭室审理时出现混乱，同时在司法统计报表时应将此类案件计入何类收案也遭遇尴尬，多地法院认识不一，导致司法统计的数据与实际运行的数据不一，不能反映真实的收结案情况。


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应尽快出台有关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统一规范，如对于收费、案件编号、管辖规定、裁定书的格式、案件类别划分等。

二是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例如，对于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法院是否予以审查，是进行实质性审查还是书面审查等问题，均需要有关的法律予以明确。

三是加强法官培训工作，提高法官业务素质，以便法官更好地理解立法精髓，谨慎处理担保物权纠纷案件。

四是各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应该加强对基层法院的业务指导工作和基层调研工作，查找存在的问题，探索对策，提高审判能力。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