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企业治安保卫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企业治安保卫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15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1995年2月10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职 责
第三章 防 护
第四章 管 理
第五章 罚 则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利益，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保障企业财产和职工人身安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有生产、经营场所的所有企业的治安保卫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企业必须将治安保卫工作纳入企业管理，坚持预防为主、确保重点、严格管理、保障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治安责任人负责制。
第四条 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防火、防盗、防抢、防骗、防破坏、防泄密和防治安灾害事故。
各级人民政府对治安保卫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企业和个人，应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五条 市公安局是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各级公安机关指导、检查、监督辖区内企业的治安保卫工作。
第六条 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协助公安机关检查、监督所属企业的治安保卫工作。
第二章 职 责
第七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为本企业的治安责任人。
企业治安责任人应根据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法律、法规以及所在地人民政府对治安保卫工作的要求和部署，组织制订和落实内部各项治安防范措施。
第八条 企业根据治安保卫工作需要，可设置相应的保卫工作管理机构，配备保卫工作管理人员。不设置保卫工作机构的，可以配备专职或兼职保卫工作人员。
企业可组建护卫队、消防队。
第九条 企业保卫工作管理机构、专（兼）职保卫工作管理人员，在企业治安责任人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法律、法规中有关企业治安保卫工作规定，以及本企业制订的治安保卫工作制度；
（二）制订治安防范措施，指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
（三）检查、监督、考核企业治安保卫工作，分析本企业治安情况，提出改进治安防范工作意见；
（四）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在企业发生的各类案件及治安灾害事故；
（五）协助公安机关管理本企业暂住人口和职工住宅区治安工作；
（六）处理发生在本企业有关危害治安尚不够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
（七）受理职工对危害企业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行为的举报或投诉；
（八）组织职工的安全防护教育和培训护卫、义务消防人员。
第十条 企业护卫人员的主要职责：
（一）守卫大门和要害部门（部位）
（二）巡逻检查；
（三）执行保卫工作管理机构或保卫工作管理人员交付的其他任务。
第十一条 企业保卫工作管理人员和护卫人员在违法行为发生的现场，有制止违法行为或将行为人立即扭送公安机关的责任。但不得打骂、关押行为人和滥用防卫器械。
第三章 防 护
第十二条 企业应建立治安保卫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各层、级治安保卫工作责任。
第十三条 企业制订的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必须坚持班（组）日检查、车间（部门）周检查、企业月检查制度，发现不安全隐患，应及时消除。
企业接到公安机关安全整改通知书后，应在限期内完成整改项目。
第十四条 企业掌管重要机密和生产、经营指挥决策的职能部门，对生产、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部位和关键环节，均应列入要害部门（部位）防护范围。
要害部门（部位）必须落实下列安全防范措施：
（一）指定部门（部位）治安责任人；
（二）建立安全保卫岗位责任制；
（三）设置防火、防盗、防破坏的安全设施或技术防范装置；
（四）组织值班守护。
第十五条 企业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和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以及病毒和有害菌种，必须严格执行消防、民用爆炸物品等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并在公安机关指导下制定应急方案，防止和控制突发性治安灾害事故发生与蔓延、扩大，确保企业财产和职工人身安全。
第十六条 企业的财物管理，必须采取下列防骗、防盗、防抢、防火措施：
（一）同外部经济往来，应核对当事人的证件、委任书，查询银行账户、资金的真实性以及其他有关的履约能力情况；
（二）现金、有价票证的管理，必须遵守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存放部位应安装防盗设施及技术防范报警装置；
（三）物资的管理，应建立健全收发、领退、核对的日清月结制度。物资仓库应安装防盗设施、配置完备有效的消防器材；贵重物品及危险品的保管、运输，除应安装防火、防盗报警装置外，还应制定防抢的应急方案。
第十七条 企业因防护需要配置枪支或非杀伤性器械的，应当将种类、数量、用途和使用范围，报请公安机关批准。
企业配置枪支的，由保卫工作机构管理、使用。保管枪支弹药的场所，必须安装防盗设施和报警装置。
企业破产、撤销、合并的，在申请破产、撤销、合并的同时，应向原批准配置枪支弹药的公安机关提出处置报告。须缴交的，应按其规定期限缴交。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八条 企业招聘职工，应核对身份、造册登记，并交保卫部门备查。职工上岗前，应进行法纪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
第十九条 企业选配要害部门工作人员时，应严格考查，专业知识技能与实际表现并重，择优录用。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的在职人员，应及时调离。
第二十条 企业应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监督、考查和教育在职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裁定假释、监外执行的犯罪人员以及劳动教养所外执行人员，并向公安、司法机关通报有关情况。
第二十一条 进入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场所施工一个月以上的单位，应与所在的企业签订治安保卫责任合约，并根据需要建立治安保卫组织，接受所在企业保卫工作管理机构或专（兼）职保卫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施工场所有易燃棚架或其他危险物品的，施工单位应组建义务消防
队。
第二十二条 企业对妨碍、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损坏企业财产，侵害企业负责人或其他职工人身安全的行为人，应对其进行劝阻、制止或将其带离现场；情节严重的，应扭送公安或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企业发生的刑事案件及治安灾害事故，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并保护现场，组织处置、抢救工作。
企业发现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的行为，必须立即向上一级主管部门、国家安全机关或公安机关报告。
企业对内部矛盾引发的不安定问题，应及时疏导和处置。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有重大火灾等不安全隐患，经公安机关通知而不改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企业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而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事件，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企业治安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致使枪支弹药遗失、被盗或者使用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企业治安责任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治安管理处罚，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灾害事件隐瞒不报的，可由公安机关对企业治安责任人给予批评，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可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或所在企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处罚的，按照治安保卫工作分管权限，分别由市、区、县级市公安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并发生处罚决定书。
受处罚人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应于五日内将罚款送交公安机关。逾期不交纳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通知受罚人所在企业从其个人收入中予以扣除。
公安机关收到罚款后，应向被处罚者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票据。罚款一律上交国库。
第二十九条 受处罚人对公安机关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
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不中止原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条 企业保卫管理工作人员和护卫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企业或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治安保卫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2月10日
关键词: 诉讼契约/合法性/标准
内容提要: 在民事诉讼场域中存在大量的诉讼契约，对于一些并未为立法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的合法性问题，理论界曾一度对此持否定性态度。而事实上，这些诉讼契约依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并非所有的诉讼契约都具有合法性，诉讼契约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标准时方具有合法性。
诉讼契约系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外或诉讼中对于现在或将来之一定纠纷，就民事诉讼有关行为所达成的旨在对诉讼程序之进行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合意。自古罗马以来，各种不同的诉讼契约形态在民事诉讼场域中不断涌现。诸如诉讼和解、执行和解、鉴定契约、协议举证期限、撤诉契约、不起诉契约、不上诉契约、举证责任分配契约、选择简易程序契约、既判力扩张契约、不为强制执行契约等等。在上述诉讼契约中，有些诉讼契约诸如撤诉契约、不起诉契约、举证责任分配契约、不为强制执行契约等等，仅存在于鲜活的司法实践而并未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对于这些立法或司法解释并未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形态是否具有合法性，在理论上尚有争议。至于哪些诉讼行为当事人可以契约，诉讼契约的合法性应当具备哪些标准等在理论界鲜有论及。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诉讼契约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诉讼契约合法性的标准等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否定诉讼契约合法性的主要观点
在19世纪之前，有关诉讼契约问题在理论界绝少论及，完全被“边缘化”。这一现象至19世纪末有所改观，“至19世纪末叶，才开始了对关于诉讼契约的全面考察。”[1]然而，学者们基于“门户主义”的过分追求，仅承认立法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形态的合法性而对于法无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形态则抱持顽固的排斥与禁止态度。并在权利保护说思想影响下，在诉讼法领域出现全部否定法无明文规定诉讼契约合法性之思潮。归纳起来，否定的理由主要有：
1、明示其一，排斥其他。有法谚云：“省略规定之事项，应认为有意省略”、“明示规定其一者，应认为排除其他”。法既然明文规定若干诉讼合意诸如合意管辖、诉讼和解等，必寓有禁止其他诉讼契约之意，否则，法律这些规定将毫无意义。既然立法并未规定诉撤回契约等诉讼契约形态，那么就意味着立法并不认可这些诉讼契约的效力。为此，这些诉讼契约也当然并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
2、公法不得以私法契约变更。学者们认为公法领域“并无契约自由之存在，不得以私契约变更之。”德国学者Bülow进一步阐释道，由于诉讼法为公法，而具有不可处分性，因此除法律上明文承认者（如管辖合意及仲裁协议）外，当事人就其他事项所缔结诉讼契约并不合法。[2]（P50）公法的不可处分性决定了立法并未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类型不具合法性，并为法律所禁止。
3、任意诉讼禁止。所谓任意诉讼禁止原则系指，诉讼手续之审理方法及顺序、诉讼行为之方式与要件等等，均由法律加以统一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于各个诉讼情形，任意变更法律所未预期之手续方法或要件等等。因此在禁止任意诉讼原则下，只有于例外情形，在诉讼法上有明文许可之场合，当事人间始得以合意方法约定能直接发生诉讼法上效力之各种行为。[2]（P53-54）之所以如此系因为“诉讼系集团现象，诉讼程序亦非仅为特点事件之当事人而存在，若许对个别事件顺应当事人之要求及便宜个别处理，则因事件之拖延，影响其他事件的审理，增加法院之负担，有害诉讼制度营运之圆滑，故有必要依法划一处理，使诉讼定型化，不许当事人任意左右诉讼审理之方式与顺序，并规定当事人诉讼行为之要件与方式”。[2]（P53-54）K.Hellwig也明确指出，实体法上当事人自治或私法自治之原则并不适用于诉讼法，在诉讼法领域，毋宁以“程序任意禁止”作为原则，换言之，诉讼法主要规定当事人对法院所为之一定行为，要求具有一定形式，至于在两造当事人间就一定行为所缔结之契约，由于不能满足诉讼法所规定之形式要求，即不具合法性，自不能在诉讼法上发生效力。为此，他们认为，“除有明文规定，得以诉讼契约发生诉讼法上效果外，不得以合意代替法定之方式。”[2]（P54）为维护诉讼程序的刚性与稳定性，法无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不为诉讼法所容忍。
4、不得以契约发生与法定诉讼行为相同之效果。该说以撤诉契约为例具体阐释当事人不可随意以契约行为产生与法定诉讼行为相同之效果。其认为“法律既对撤回诉讼之（单独）诉讼行为定有要件及方式，显见法规范系寓有不得以其他方式达成相同效果（诉讼撤回）之意旨，故诉撤回契约应不生诉撤回效果。”[3]（P268）基于同样的逻辑，对于那些法无明文之诉讼契约形态也不具有诉讼法上诉讼行为效力。
二、诉讼契约的合法性基础
在上述学术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并不为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新型诉讼契约形态，因遭受司法与立法的强烈抵触与排斥，其合法性一直不被认可。事实上，这些诉讼契约形态的存在有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首先，并非公法都不可契约。传统公法理论认为“私法秩序与公法秩序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以私人意识为原则，而后者却是强行法规定，没有容纳自由意思的余地。”[4]（P77）与私法领域贯彻契约自由原则不同，在公法领域，契约不自由则是原则，而以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才允许契约形态的存在为例外。而且这一例外“也不是可以恣意决定法律关系，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而为，这只不过是在适用公法而已。”[4]（P77）上述理论，遭到当代许多学者的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弗莱那认为，公法契约是以制定法认可为原则的，但习惯法对之有认可的时候，公法契约原则上是应该得到承认的。日本学者市村博士认为，私法契约的原理不止限于私法领域，公法也具有共通的原理，二者共通的法律现象是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或者事物性质上当然排除适用私法原则的场合外，私法规定应该适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公法契约也当然能够存在。[4]（P80）学者阿培尔特更明确指出，在公法领域也存在强行法与任意法之区别。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公法中也存在着契约的可能性。[4]（P80）公法契约在行政领域的出现足以说明“公法无契约自由存在”命题不再理所当然。因为即使在公法领域，也有所谓任意性规定。行政契约的出现即为明证。行政契约的出现“其承认至少意味契约绝非私法仅有。”[2]（P53）不仅在行政领域出现了公法契约，而且在具有公法性质的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也同样涌现了众多契约行为，诸如行政诉讼调解、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等。因此，就具有公法性格的民事诉讼而言，因其解决对象的私法性更注定了在民事诉讼领域中存在更为广阔的可契约空间。因此“不能一律以公法上规定为由，将与公益无直接关系的诉讼合意，视为法律所不容许的行为而排除。”[5]为此，并不能一概以民事诉讼法为公法为由而否定那些并未为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之合法性。
其次，未违反强行性规定之诉讼契约具有合法性。法律规则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和标准，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和规定。依据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规定和限定的范围或程度之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所谓强行性规则，是指内容规定具有强制性，不允许人们随便加以更改的法律规则。所谓任意性规则，是指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人们自行选择或协商确定为与不为、为的方式以及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则。对于强行性规则，当事人仅能遵守而不得违反；而对于任意性规则，遵守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同样，在诉讼法领域，对于强行性规则当事人不得基于协议加以处分；而任意性规则则是当事人可以契约的领域。“当事人如果具体地就某种诉讼行为约定其实施或不实施，只要该具体约定的内容、目的不违背民事诉讼制度原有的机能和目的，即使其约定法无明文，也无解释为法律必然禁止之必要。”即该行为“原则上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诉讼规则，就应当肯定诉讼上合同的合法性。”[3]（P267）德国学者Schiedermair也认为，“除法律上所承认者外，当事人关于诉讼程序所为之协议，在不违背公益下，应承认其效力。由于诉讼法之规定可再区分为强制规定与任意规定，涉及任意规定所为之诉讼契约，均应承认其合法性。至于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之区分，则涉及公益与私益之衡平保障，民事诉讼作为国家司法权所建立之公共制度，必须兼顾公、私益，个人对于民事诉讼程序可处分部分，以不妨碍公共利益之情形为限。”德国学者Schlosser也认为，“只要诉讼法上无明文强制禁止之事项，皆应承认当事人得缔结诉讼契约。”[6]为此，对于未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之诉讼契约具有合法性。
再次，传统理论在“禁止任意诉讼原则”上存在认识的误区。“禁止任意诉讼原则”是就诉讼的形式要求而设定的有关诉讼程序进行的方法，法律为确保诉讼程序的安定和统一，当事人实施某种诉讼行为时，应该受到限制。但这并非否定当事人合意的价值及其法律上的意义。[3]（P267-268）申言之，“禁止任意诉讼原则”确立的根本目的在于强调程序的安定性。这一传统理论对于程序安定性的追求是正当的，而问题在于其走向一种极端——过于追求程序的安定性价值而忽视或者排斥其他程序性价值诸如程序经济与程序民主等。民事诉讼程序具有多种价值，如公正价值、经济价值、自由价值、民主价值和安定价值等。[7]具体如诉讼期间制度，该制度既体现了程序的经济性，又体现了程序的公正性。因为，如果诉讼期间过长则会导致诉讼的不经济；相反，如果诉讼期间过短则难以保证诉讼的公正性。为保证程序的经济性与公正性，诉讼期间的确立既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而应当适中。就诉讼契约确立的正当性而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追求程序的经济性。“法律上明文承认之诉讼契约多系为追求程序之经济、迅速。”[8]（P215）诸如对于本应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基于协议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其目的就在于追求诉讼的经济性。为此，对于既不违背程序的安定性又能兼顾程序的民主、经济等其他价值的诉讼契约当然具有合法性。“如果当事人的合意行为不危及程序安定，且没有违背诉讼公平正义之原则，其行为应为法律所允许，其决定自由及合意行为理应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尤其是当事人在诉讼上地位平等、意思自由以及公平的情形下就一定的具体实体权利义务和诉讼权利义务进行处分时。”[3]（P267-268）
最后，法律的滞后性及其规定的不周全性决定了法未明文规定诉讼契约存在的合法性。法律具有滞后性和不周全性等局限，“它要处理的现实社会生活则是具体的、形形色色的、易变的。因而，不可能有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部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典。这就使得法律不可能不存在规则的真空和一定的不适应性。”[9]法律的上述局限性为诉讼契约留下了可存在的空间。“以诉讼契约之多彩多姿千变万化，统括无遗理解掌握，现今学说亦有所难能，况有甚多类型系出现于法律制定后，立法者根本无从预想者”。为此，当然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而拒绝承认这些诉讼契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法律规定为列举或例示，应探求其目的及基础，不宜以法无明文遽然否定。”[2]（P47）
三、诉讼契约合法性的标准
尽管那些并未为立法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并非一切诉讼行为当事人都可以契约。诉讼契约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基础上方具有合法性。判断一诉讼契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主要在于：
1、允许当事人处分的行为方可基于契约处分。就诉讼契约而言，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处分的限度决定着当事人可契约的范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沈冠伶指出，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上“所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系以‘法律上允许当事人处分’者，作为承认之依据及界限”。基于此，她进一步指出，“不论是在法院面前之证据保全期日、准备程序期日、或独任审判所行之期日、或是在法院外，均承认两造得就‘诉讼标的、事实、证据或其他事项’，或就‘双方所主张之争点，或其他有利于诉讼终结之事项’成立协议。”[8]（P208）即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契约对象首先应是允许当事人可处分之对象。这些主要有起诉、上诉、诉之撤回、上诉之撤回、舍弃、自认、证据之提出等。尽管立法上对于上述事项并未明文规定为当事人可契约对象，但基于当事人依法所享有之处分权限而言，其当然可以就上述事项与相对方达成契约。对于此类契约，除“立法者又再使法院于个案中具体衡量公益与当事人利益之轻重，否则无庸再就协议是否有违公益予以审查，盖在当事人依法享有处分权限之范围内，可认为原则上此类事项多与公益无涉，而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8]（P213）即上述内容原则为当事人可自由契约的当然范围。
2、诉讼契约的对象原则限于任意性规范，而强行性规范则不可成为契约之对象。对于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当事人程序上可处分权限的规定，而当事人却又基于契约对此进行变更或不再适用该规定者，申言之，此时当事人所处分对象并非法律上允许当事人可处分之对象，对此能否由当事人基于契约自由处分。首先须分析该契约对象在性质上系属任意性法规还是强行性法规。“如该规定内含授权性，得使当事人自主形成法律状态而变更规定内容，则属任意法规，”[10]，而任意性规定因其内容的授权性，当然为当事人可契约处分之对象。倘若该规定内容非为授权性而为强行性法规，因强行性规范要求行为主体必须作为或不作为之强行性品格，决定了该强行性规范并非当事人可自由处分之对象。
3、宪法性诉讼权利原则上不得基于契约处分。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存在的前提与基础。诉讼法有关规定乃至实务运作都应遵循宪法价值及其原则的规范与指导，不得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就当事人达成的诉讼契约而言，也同样应遵循宪法的价值与原则。“在对应因当事人合意所形成之‘任意诉讼程序’，因其涉及法院公权力行使问题，自亦不应仅因当事人合意即可免除受宪法规制要求……因而法院对于当事人关于诉讼契约之合意，即有必要以宪法价值及原则为审查之必要。”[11]诸如宪法性权利的合法听审权，当事人就不可基于契约剥夺之。如果当事人约定剥夺一方当事人之接受送达、阅卷以及法庭陈述等权利，因这些约定明显剥夺宪法所规定之当事人合法听审权，为此这些约定就不具合法性。但也不可一概认为所有宪法性诉讼权利都不可基于契约处分，若由法律规定之意旨发现其属于当事人可处分之规范，即使对其之处分可能影响当事人最基本诉讼权，也不能一概禁止。诸如当事人可以约定不公开审理、不言词审理等即是。
4、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可违反公平诚信原则。一些诉讼契约的对象尽管没有违反强行性规定，但“契约之基础亦不能脱离缔约上之公平性，尤其是契约当事人两造能力有不平等时，则须本于诚信原则以判断契约之合法有效性。”“诉讼契约乃存在于当事人间之法律行为，其契约解释即应受诚信原则之拘束。”[8]（P213）就契约之特殊形态——诉讼契约而言，亦应遵循契约的本质要求，即诉讼契约之达成须遵循公平与诚信原则，否则所达成的诉讼契约无效。诸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关于合意管辖就有如此的限制，该“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如当事人之一造为法人或商人，依其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而成立，按其情形显失公平者，他造于为本案之言词辩论前，得声请移送于其管辖法院。但两造均为法人或商人者，不在此限。再如该“法”第270条第3项“但书”规定，当事人就其争点，经依第1项第3款或前项为协议者，应受其拘束。但经两造同意变更，或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或依其他情形协议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由上述条文我们可清晰发现，当事人在缔结诉讼契约之际仍须满足契约之本质及其基本要求，如果所达成诉讼契约违反公平诚信原则，则所达成的诉讼契约将归于无效。
5、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可违反经济性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创设或者允许存在诉讼契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也正在于追求其经济性，对此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法律上明文承认之诉讼契约多系为追求程序之经济、迅速，不谨为当事人之程序利益，亦使当事人得自主性解决纷争，而减少利用法院之资源。”[12]如管辖契约，虽使本无管辖权之法院拥有管辖权，但就国家司法机关总体而言，并未增加其负担。再如程序选择契约，当事人可选择将普通程序改用简易程序，但不得将简易程序改用普通程序，因为前者节约了司法资源，而后者却较本应适用之程序支出了更多司法资源，当然不被许可。为此，“对于未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在公益之考量上，其合法性之界限即存在于，不允许当事人以契约方式，摆脱依诉讼法所定之合理分配，而试图取得或利用较多之司法资源，此将使其他纷争之解决受到迟延，并使整个社会负担司法系统之支出增加。”[12]详言之，当事人就程序约定之内容，合意排除适用某一程序规定之结果，将较法定程序更不经济而有损于其他人利用法院之机会时，诸如就简易程序改用普通程序之契约、排除适用关于逾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失权规定之契约等，都不应允许。即只有有助于诉讼经济性实现之诉讼契约，方具有合法性。
6、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得违反当事人所享有的程序上的最低保障要求。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法治国家中诉讼程序之进行，有一定最低程度之程序保障基本要求，例如法官之中立性与独立性、听审权之保障、公正程序等，以尽可能维持裁判之经济、适正及其公信力，就此等程序保障基本要求亦不适当成为当事人处分之对象，不能以合意方式变更，而使最低程度之满足均不具备，例如约定仅由某造当事人陈述意见或举证。”[12]即当事人所达成之诉讼契约不可违背当事人所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程序上之保障，否则，这样的约定就不具有合法性。
此外，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得损害第三人以及国家或社会的利益。而且在人事诉讼和家事诉讼中，当事人以契约形式处分相关权利时，法官有权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