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畜禽污染防治暂行规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防治畜禽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定义）
本规定所称的畜禽污染，系指在饲养畜禽活动中畜禽排放的粪便，清洗畜禽体和饲养场地、器具产生的污水，以及丢弃的畜禽尸体等直接对水体或者其他环境造成的危害和破坏。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范围内畜禽牧场的畜禽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第四条 （防治原则）
畜禽污染的防治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利用、化害为利的原则。
第五条 （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和各区、县环境保护部门对本辖区内的畜禽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市和区、县畜牧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畜禽牧场的畜禽污染防治管理工作，制定污染治理计划，并组织实施。
各级农业、环卫、卫生、水利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和畜牧主管部门实施本规定。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同时，对畜禽牧场建设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由其管辖的畜禽牧场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畜禽污染。
第七条 （建设畜禽牧场的要求）
新建、改建和扩建大中型畜禽牧场，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审批手续。
大中型畜禽牧场的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禁止在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及准水源保护区内和城镇饮用水水源集中式取水口一公里半径范围内新建、扩建畜禽牧场。
第八条 （排污口设置）
畜禽牧场的每一个生产区域只能设置一个排污口。新建、扩建、改建畜禽牧场需增设排污口的，应征得水利部门同意后，报市环保局审核批准。
第九条 （畜禽粪便的堆放）
畜禽牧场应当设置畜禽粪便的堆放场所。堆放场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粪便散落、溢流。
第十条 （畜禽粪便的处理）
畜禽牧场对畜禽粪便应当实行无害化处理，按照要求进行还田利用或者用以生产沼气、再生饲料和有机肥料等物资。
对畜禽粪便进行还田利用，应当做好粪便出运、处理的原始记录。农业、畜牧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畜禽粪便还田利用的推广工作，组织完善肥料服务体系，并制订相应的奖励措施。
利用畜禽粪便生产沼气、再生饲料和有机肥料等物资产生的沼液、沼渣和废水，应当按规定进行处理，禁止任意向水体或者其他环境排放。
第十一条 （畜禽粪便和污水排放的限制）
禁止向水体或者其他环境直接排放畜禽粪便和污水。
第十二条 （畜禽尸体的处理）
各种畜禽尸体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深埋或者火化处理，不得任意丢弃。
第十三条 （污染治理设施）
畜禽牧场的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保持正常运转。未经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批准，不得闲置、拆除污染治理设施。
第十四条 （饲养场所管理）
畜禽牧场应当保持饲养场所的环境整洁，实行清洁生产。
畜牧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畜禽牧场饲养场所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考核。
第十五条 （污染物排放标准）
畜禽牧场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其中污水的排放标准为：
（一）位于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及准水源保护区内的畜禽牧场；化学耗氧量（ＣＯＤCr）≤350毫克／升，生物耗氧量（ＢＯＤ5）≤180毫克／升，氨氮（ＮＨ3－Ｎ）≤80毫克／升；
（二）上述以外地区的畜禽牧场；化学耗氧量（ＣＯＤcr）≤400毫克／升，生物耗氧量（ＢＯＤ5）≤200毫克／升，氨氮（ＮＨ3－Ｎ）≤100毫克／升。
污染物排放标准确需修订的，由市环保局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排污许可证）
畜禽牧场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排放污染物的申请，经审核批准，取得《排污许可证》后，按照《排污许可证》核定的排放总量排放污染物。
第十七条 （排污收费）
畜禽牧场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国家和本市规定必须缴纳排污费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限期治理）
对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或排放总量排放污染物的畜禽牧场，可责令其限期治理。限期治理的决定，由市或区、县人民政府依照管理权限作出。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也可根据具体情况，授权同级环境保护部门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
第十九条 （现场监督检查）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有权对本辖区内的畜禽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现场监督和检查，索取资料，采集样品。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阻挠或者隐瞒。
第二十条 （对违反环境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但对水体或者其他环境尚未造成污染后果的，环境保护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责令改正的处罚，并可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拒绝和阻挠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二）不按规定向环境保护部门申请《排污许可证》的；
（三）拒报、谎报本单位排污情况的；
（四）违反本规定其他环境管理规定的。
第二十一条 （对危害环境行为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水体或者其他环境造成污染后果的，环境保护部门可以给予警告和责令停止排污行为、限期整改的处罚，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处理直接向水体或者其他环境排放畜禽粪便和污水，或者任意丢弃畜禽尸体的；
（二）堆放畜禽粪便造成粪便散落、溢流的；
（三）任意向水体或者其他环境排放沼液、沼渣、废水的；
（四）擅自拆除或闲置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五）污染物排放超过《排污许可证》核定的排放总量的；
（六）其他危害环境的行为。
有前款所列行为，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后果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环境保护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规定行为的处罚）
新建、改建和扩建大中型畜禽牧场未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审批手续、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或者未达到规定要求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环境保护部门依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在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及准水源保护区内和城镇饮用水水源集中式取水口一公里半径范围内新建、扩建畜禽牧场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其停止建设；已建成的由市或区、县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治理、迁移或关闭。
第二十三条 （对执法者违法行为的处理）
环境保护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复议和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有关用语含义）
本规定所称的大中型畜禽牧场系指饲养牛一百头以上，或者猪一千头以上，或者蛋鸡一万羽以上的畜禽牧场。
饲养其他畜禽的大中型畜禽牧场由环境保护部门比照前款标准予以认定。
第二十六条 （应用解释部门）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环保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实施日期）
本规定自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1995年3月7日
　 一、法定撤销权

　　（一）法定撤销权的定义合同法规定了赠与人的两种具体的撤销权：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法定撤销权，是指在法定事由出现时享有撤销权的人撤销赠与的权利。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的区别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权利主体不同。任意撤销权的权利主体是赠与人，而法定撤销权的权利主体是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

　　第二，行使撤销权的情形不同。对于任意撤销权，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行使。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1）标的物已经交付或已经办理登记手续；（2）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而对于法定撤销权，不论赠与采用何种形式，无论标的物是否已经交付或转移登记，也不管是否经过公证以及赠与是否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撤销权人均可行使。因此，法定撤销权与赠与合同的性质并无关联。

　　（二）法定撤销权的行使条件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系无偿转让财产，如出现与赠与人订立赠与合同时相悖的情形时，应当允许其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撤销赠与合同。我国《合同法》第192条对法定撤销权作了详细规定，具体有如下三种情形：

　　第一，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当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时，依赖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感情基础存在的赠与合同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在有些国家立法中，要求侵害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赠予人方可行使撤销权。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受赠人的行为必须达到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如果仅仅是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则无法行使法定撤销权。我国《合同法》只要求受赠人的行为构成严重侵害即可。那么，侵害到何种程度才能称之为“严重侵害”呢？合同法并未进一步予以界定。笔者认为，由于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无偿合同，赠与人在受赠人无需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将财产赠与给受赠人。如果受赠人对赠与人恩将仇报，如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实施了刑事犯罪行为，以及严重损害其道德、名誉的民事侵权行为，都应当认定为严重侵害行为而当然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

　　第二，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该情形主要体现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是指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在向受赠人作出赠与的同时，对赠与附加一定的条件，使受赠人负担一定的给付义务的合同。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如果受赠人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应当负担的义务，在法律上是一种违约行为，在道德上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丧失了赠与人对其信任，同时也损害了赠与人的利益。基于此，法律规定赠与人享有法定撤销权。

　　在合同法上，不履行合同包括完全不履行、部分不履行或部分履行及迟延履行。在受赠人完全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应当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在受赠人部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能否行使法定撤销权？我国法律目前并无明文规定。

　　笔者认为，在受赠人部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如果实行一刀切，一律不准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对赠与人来说缺乏公平。因为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赠与义务，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造成权利义务不平等。相反，如果受赠人部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甚至仅发生轻微的违约行为丝毫未影响到赠与人的利益等，均视作受赠人未履行合同而允许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赠与合同实际上对赠与人就失去了约束力，受赠人却因履行了一定义务而未得到相对应的利益，一定程序上损害了受赠人的合法权利。笔者认为，在受赠人部分不履行或者是部分履行约定义务时，应当准许赠与人可以行使部分撤销权，部分撤销的是与受赠人不履行义务部分相对应的那部分赠与。这样不但能维护赠与人的利益，保证赠与合同的稳定性，也能避免赠与人滥用法定撤销权。

　　第三，受赠人不履行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扶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扶养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间相互供养和扶助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长辈对晚辈的抚养、晚辈对长辈的赡养和平辈之间的相互扶养。我们这里所说的“扶养”应做广义理解。有学者认为，受赠人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可以约定，也可以法定。如果仅仅把此处的扶养义务限定为法定，势必会限制和剥夺赠与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来保护其权利。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规定，法律已经规定了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撤销权，那么这里的扶养应仅指法定的扶养。不履行扶养义务可以行使撤销权的适用条件：一是存在不履行扶养义务的行为；二是受赠人具有扶养能力而不履行扶养义务。如果受赠人无扶养能力而未履行扶养义务，表明受赠人主观上没有不履行的故意，只是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在这种情况下，赠与人就不能行使法定撤销权。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在赠与目的不能实现时，赠与人也应当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但我国现行法上就此未设明文规定，如：赠与的目的是为求助贫困学生上学，但受赠学生将此款挥霍浪费，应当允许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

　　二、现行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撤销权的不足之处

　　（一）应明文规定，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也可行使法定撤销权我国合同法未规定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也可行使法定撤销权。但世界上许多国家立法规定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赠与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可行使法定撤销权。如德国民法第530条第2款规定：“赠与人的继承人只有在受赠人故意和不法行为……妨碍撤回时，才享有撤回的权利。”

　　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使得赠与人不能正常行使撤销权。如果在受赠人恩将仇报的情况下，受赠人故意作出不当行为，使赠与人不能撤回对受赠人的赠与，而赠与人仍要按照赠与合同约定履行赠与义务，于理不通，违背人之常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享有撤销权后，可以达到同样的不向受赠人为赠与的目的。

　　（二）应当扩大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主体范围赠与人、赠与人的继承人与法定代理人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主体。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93条规定，似乎只有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导致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死亡时，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才可以撤销赠与。如果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死亡，并非系受赠人违法行为导致，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无法撤销赠与，如果履行赠与，将导致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赠与人生活质量大大降低或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下，应当允许赠与人的继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赠与权。赠与人的法定代理人或继承人行使撤销权的区别是：在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法定代理人是基于代理权行使撤销权，行使撤销权后的利益归属于赠与人；在赠与人死亡后，由继承人行使撤销权，赠与人的继承人是基于继承权行使撤销权，行使撤销权后的利益归属于继承人自己。另外，在赠与人的法定代理人与继承人不同的情况下，应由继承人作为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而继承是随着被继承人死亡后开始的，在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于赠与人并未死亡，继承尚未开始，这时应由赠与人的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

　　（三）应当新增赠与人发生穷困时的撤销权《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该条法律规定赋予了赠与人“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即“穷困抗辩权”或称“拒绝赠与履行”。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合同成立后，对赠与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无论赠与人财产状况发生怎样变化，赠与人都应当按约履行赠与义务。但是，赠与合同毕竟是单务合同、无偿合同，如果要求赠与人在自身都难保的状况下，还要为他人谋福，是过于严苛了。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如果仅规定赠与人享有穷困抗辩权，而不享有穷困撤销权，是不足以全面维护赠与人的合法利益的。有时赠与人已经陷于窘境，甚至到了难以度日的地步，这时赠与人即使停止履行赠与义务，也不能摆脱困境。因此，笔者建议，在合同法195条规定的基础上，再赋予赠与人对已赠与部分的撤销权，即可以要求受赠人返还已赠与的部分标的。“穷困抗辩权”与“穷困撤销权”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第一，性质不同。“穷困抗辩权”或称“赠与履行的拒绝权”，性质上是抗辩权。赠与人在特定情形发生时，可以拒绝履行其对于受赠人的赠与给付义务，而不负债务不履行责任。“穷困撤销权”，性质上为形成权，行使的效果是使赠与关系永久地消灭。无论赠与财产是否交付或转移登记，均可行使。第二，行使的时间不同。穷困抗辩权利只能在赠与标的物尚未交付前行使，不具有溯及力。如果已经交付，即使赠与人经济状况恶化，也不得要求返还。穷困撤销权无论赠与标的物是否交付都可行使，具有溯及力。第三，行使的目的不同。穷困抗辩权目的在于照顾确实已处于困窘中的赠与人，平衡双方利益。穷困撤销权主要是对受赠人的忘恩行为或不履行义务的一种惩罚。世界上一些国家通过立法明文规定撤销赠与的法定事由之一就是赠与人陷于穷困。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虽然规定了“穷困抗辩权”，但为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还应明文规定赠与人享有“穷困撤销权”。

　　北安市法院 王鹤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