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杀手锏
——再议合同解除权对诉讼时效的制约
邱胜奎
2011年元月，笔者曾就合同解除权的相关问题撰写了题为《合同解除权的困惑》的文章，就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行使方式、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就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而言，合同法第95条作了如下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无法定也无约定的情况下，享有解除权的一方经对方催告后，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否则权利将消灭。至于“合理期限”如何确定，可根据合同及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由法官自由裁量。
但在相对方未进行催告或不打算催告的情况下，“合理期限”将无法起算。那么在此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是否没有期限限制而持续性享有？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否认这样的观点，因为从法学传统理论中，我们学到了这么一个观点：“权利不得滥用”，如果让享有解除权的一方无限期的享有合同解除权，将带来诸多弊病，影响到交易安全，甚至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基石——“契约必须履行”。笔者也曾经持此观点。
那么，我们既然认定上述情况下的解除权仍然需要有期限限制，但合同法并没有对此情形作出规定。我们试着从其他方面来论证此观点的正确性：
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一般诉讼时效是2年，那么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将丧失胜诉权，无法得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力的保障。那么对于合同解除权而言，是否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及合同解除权的权利性质作个初步介绍：
一、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我国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法律当中：1、《民法通则》第7章；2、民通意见165-177条；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我们国家的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这是没有争议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取得时效”。这两者的区别本文不进行阐述。
民事权利从行使方式上分，可以分为请求权、支配权及形成权，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而不能适用于支配权和形成权。这一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没有太大争议。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所谓“请求保护民事权利”，当然是指请求权；从“司法解释”第一条也可以看出，仅能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二、合同解除权的性质
从行使方式上分，合同解除权应当属于形成权而不属于请求权和支配权。形成权又称单方法律行为，即一方当事人仅凭自己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达到某种法律后果。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从以上论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不适用于支配权和形成权，而合同的解除权恰恰属于形成权，因此合同解除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我们试图通过诉讼时效来限制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想法无法得到理论支持。
除诉讼时效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来限制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吗？到目前为止，笔者没有想到其他的办法。难道是立法者忽略了这一情形？1999年的《合同法》，从体系和条文上都吸收了大量国际立法经验和理论观点，颁布之后也得到了国内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高度评价，从总体上说是很成功的立法。截止目前，已出台了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一和司法解释二，如果说是当时的遗漏，为什么在司法解释当中还没有加以弥补？似乎这变成了一个“迷团”，笔者也百思不得其解。但处理了一个案件后，对这一“迷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让我们先来看案例：
乙于2007年购买甲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合同约定：乙于2007年7月31日支付全部房款，甲公司于2008年7月31日之前交房，逾期交房达90天以上，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合同签定后，乙如期交款，但甲公司未能如期交房，因乙交款后就到外地打工，一直未回，也未过问交房之事。2010年12月，乙回到当地，要求甲交房，甲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交房。
乙根据合同的约定要求甲公司履行交房义务，应当属于请求权，那么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从2008年8月1日起算，到2010年的8月2日就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乙是在2010年的12月提出交房要求。
乙因丧失诉讼时效，其交房的请求无法得到法院支持，于是乙以甲公司延期交房达90天以上而要求解除合同。甲公司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乙已经超过了要求解除合同的期限，合同不得解除。
如果从双方约定和司法解释上看，乙确实已经超过了解除合同的期限。
双方所签定的这份买卖合同，现在既无法履行，又无法解除。
甲的交房义务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得强制其履行，于是甲打算将该房屋卖给丙。乙得知这一消息后，称：超过诉讼时效仅仅丧失的是胜诉权，甲同样承担着交房的义务（只是该义务不得强制履行），况且双方合同未解除（也无法解除），在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甲方将房屋卖给第三方，符合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8条的规定，属于“一房二卖”，要求甲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严格来说，乙的观点并没有错，于是甲暂时放弃了将房屋卖给丙的想法。甚至甲永远不得卖出该房屋，因为合同一天未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就没有终止，即便超过诉讼时效，仅仅是丧失胜诉权，而权利本身还是自然存在的。
于是，这个案件进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状态：1、合同得不到履行（超过诉讼时效）；2、合同也不得解除（超过了解除期限）；3、房屋难以交易（违反“一房二卖”，甲要么自住，要么出租，一旦交易就意味着一倍房款的赔偿）。
这一状态很显然与“鼓励交易”“发展市场经济”等原则是相违背的，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有以下三个：
1、诉讼时效的规定；
2、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
3、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关于一房二卖的规定。
以上3个原因中，诉讼时效是基本的法律制度，不容更改；“一房二卖”的规定有利于加强开发商的责任感，杜绝“一房二卖”甚至“一房多卖”的混乱现象。
而第2个原因，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才是造成案件进入尴尬境地的罪魁祸首。试想，如果不存在这一规定，乙完全可以解除合同，双方各自返还房屋和款项，乙可另购房屋，甲可另售房屋，各得其所。
通过以上案件的介绍，我们似乎需要从新审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即：在相对方未进行催告或不打算催告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是否没有期限限制而持续性享有？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算不算一个问题？合同法未就此作出规定是有意还是疏忽？规定合同解除的期限有无必要？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商品房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行使期限是雪中送炭还是画蛇添足？
就此问题，笔者的理解如下：
1、合同法的立法者未规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并不是疏忽，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为了防止诉讼时效的滥用而给诉讼时效加的一个“紧箍咒”。
2、商品房司法解释就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作出规定实属画蛇添足，导致了上述类似案件进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交易和经济发展。
3、如仅就合同法的规定而言，当一方当事人以超过诉讼时效作为拒绝履行义务的理由时，对方当事人可将解除合同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以求恢复到合同签定前的状态，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均衡。
也许，这就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请求权的“最后的杀手锏”。
〈全文完〉

申明：本文仅是笔者就日常工作所遇法律问题在论证过程中的随笔，存在疑问后临时总结，不作为正式、严谨的论文；笔者在写作前并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法律调研，写作后也未进行修改、删减，错误再所难免，欢迎随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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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

蒋志培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各个民事主体保护软件著作权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该条例第四章法律责任部分。但在其他章节条文也有相关规定。在法律责任一章规定的条文从分类上来看，并不都属于义务或者责任。有的则属于诉讼中或开始后的“临时措施”，如诉前禁令、诉前证据保全等。下面将这些规定分类叙述如下：

　　（一）涉及认定违法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知识产权法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其规范的侵权行为大多由法律的具体条文直接规定；在法律规定涉及侵权的行为人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了各类的侵权行为。我国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都是如此。我国软件保护条例也不例外。与一般民事法律相应规定比较，前者规定得范围小且具体；后者则规定得宽泛，较抽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的涉及违法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在该条例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

　　软件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或者本条例另有规定外，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发表或者登记其软件的；（二）将他人软件作为自己的软件发表或者登记的；（三）未经合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开发的软件作为自己单独完成的软件发表或者登记的；（四）在他人软件上署名或者更改他人软件上的署名的；（五）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修改、翻译其软件的；（六）其他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行为。

　　软件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条例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１００元或者货值金额５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与第二十四条法律责任的设置是不同的，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行为除承担民事责任外，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承担罚款等行政责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软件条例此条第二款规定中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实践中还需要有个便于操作的认定标准。

　　（二）涉及软件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出租者的法律责任

　　所谓出版者，是指将软件作品编辑加工后，通过复制等手段制作复制品向公众发行的自然人或者法人等。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包括编、印（复制、录制）、发等三个环节，所以出版的含义应当包括发行过程中的一切行为。比如以出售、出租等形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等行为，应当属于出版者的行为。但是对于软件行业来说，其出版、制作、发行和出租各个阶段又可以由不同的民事主体进行，将这些行为都归结为出版并不利于区分实践中存在的相互独立的不同行为和不同行为人的不同责任。又鉴于计算机软件的特殊性，软件保护条例也界定了制作者的地位与法律义务。这就是说，软件保护条例分别界定了涉及软件的出版、制作、发行和出租者的法律责任。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软件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或者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软件保护条例该条规定的法源，是来自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些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都是事先为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出租者等设置一定的法律义务。当这些义务未被履行时，这些行为主体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样就解决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即当行为人以不知所出版、发行等的作品为侵权品为理由抗辩时举证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这些新的法律规定，当行为人所出版制作等的作品为侵权品时，行为人应当证明其出版制作等的作品有合法授权或者合法来源，如果证明不能或者不实，就由出版者等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这些规定无疑对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涉及复制品持有人的法律责任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十条使用了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的概念。条例起草人的目的是要解决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问题，但是恰恰在这里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软件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停止使用、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如果停止使用并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将给复制品使用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复制品使用人可以在向软件著作权人支付合理费用后继续使用。该条规定引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１．关于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的定义。持，汉语的本义为拿着的意思；引申义有掌握、控制等的意思。由此而发对软件复制品的持有定义的理解，一种是指所有占有、携带等拥有软件复制品的人，不问其是否将该复制品在计算机等设备上运行，都属于软件条例第三十条所规定的持有人。另一种是指将软件复制品装入计算机等设备运行而使用软件功能的行为人，而不包括仅仅持有软件复制品，未利用设备使用、运行该软件的行为人。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符合条例规定的本意，法律和法规并没有将软件复制品甚至是盗版复制品与类似毒品等违禁品一样看待，持有（手中拿着、放在自己抽屉中、衣服口袋中等）它就规定为违法侵权行为。只有将软件复制品在计算机中运行使用才属于条例中规定的持有的本意。当然，对于为出版、发行而大量储藏、运输等软件复制品，并不属于最终用户的行为，不应当认为储藏、运输者未运行软件复制品就能逃脱法律责任的承担。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在条例的第十六条使用了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的定义。为什么在条例第三十条用了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的定义呢？合法软件复制品所有人，应当是指向权利人或者其许可的经销商购买、接受权利人赠予和许可使用正版软件复制品的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而在条例第三十条界定的持有人含义显然要宽，但是范围宽不在主体的形式上，而在主体获得持有软件复制品的形式或情形上。除前述例举的软件所有的情形外，持有还包括其他形式获得软件使用的情形。比如借他人软件复制品使用运行，用单位的正版软件使用运行，租赁软件使用，使用未经授权预装软件的计算机，使用软件复制品拾得物等等。

　　２．关于善意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的法律责任。软件条例使用了软件侵权复制品持有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持软件是否为侵权复制品为标准，而判断持有人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制度。知道软件是侵权品而使用运行，持有人主观上应当属于故意，即明知故犯；有合理理由推论或者认定持有人应当知道其对所使用运行的软件为侵权复制品，有的是故意而掩盖真相，有的是持有人主观上存有疏忽大意等的过失，未尽谨慎行事的义务而使用运行了侵权复制品。在法律上，前述持有人属于善意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相应的知道所使用运行的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即为恶意软件复制品持有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主观上不知或者没有合理理由应知的持有人，即善意持有人，对该软件的使用运行等行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当其一旦知道了所使用的软件为侵权复制品时，应当履行停止使用、销毁该软件的法律义务。不履行该义务，权利人可以诉请法院判决强制停止使用并销毁该侵权软件。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持有人停止使用、销毁的行为，又可以认为是持有人承担了停止使用、销毁的民事法律责任。

　　（四）涉及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的法律责任

　　所谓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是指正版计算机软件复制品的所有人；这里的合法，首先是指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享有的权利。该条规定：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享有下列权利：（一）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内；（二）为了防止复制品损坏而制作备份复制品。这些备份复制品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并在所有人丧失该合法复制品的所有权时，负责将备份复制品销毁；（三）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是，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该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软件。

　　概括起来说，软件保护条例赋予所有人的权利有三项：一是装入权，即根据使用需要把软件装入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内的权利；二是备份权，即为了防止复制品损坏而制作备份复制品的权利；三是必要修改权，即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权。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在行使上述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履行以下义务：一是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备份复制品提供他人使用；二是在丧失正版软件所有权时，将备份复制品销毁；三是除另有约定外，未经权利人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原来行使必要修改权而修改后的软件。当合法软件复制品所有人不履行这些义务时，权利人可以诉请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履行。人民法院判决或调解软件所有人履行义务的，也就是其承担了民事责任。

　　（五）涉及软件开发法律责任的例外规定

　　软件开发者应当遵守《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所有的规定，特别是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等规定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在不侵犯他人软件著作权，不违反著作权法和软件保护条例各项规定的前提下，进行软件开发工作，以避免日后的权属不清、侵权等法律诉讼问题。但是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九条中规定了软件开发者承担法律责任的例外。该条规定，软件开发者开发的软件，由于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而与已经存在的软件相似的，不构成对已经存在的软件的著作权的侵犯。该条规定的内容在原《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在第三十一条，不过原来规定构成所开发的软件与已经存在的软件相似不构成侵权的情形要宽。按照著作权法保护作品不保护创意只保护表达的基本原理，各国关于软件保护的法律一般都规定对软件的保护不能扩大到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概念、发现、原理、算法、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但是在软件开发实践中，某一种创意只有少数几种表达方式，这时，对此种情形就已经很难区分是创意还是表达，对此种表达很难给予保护。因此，我国软件保护条例也规定“由于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而与已经存在的软件相似，不构成对已经存在的软件的著作权的侵犯”。应当说，软件条例的这一规定也体现了对著作权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平衡，不但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还要促进、推广、传播和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艺术。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